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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3-06 08:52

元代并不是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但在文学史上也是不可跨越的一个时期。尽管其文学成就难以与唐宋、明清等时代相提并论。但在文章理论发展过程中,元代文章理论体系的建设成绩突出。宋人论文之专著如孙郃《文格》、冯鉴《修文要诀》、王瑜卿《文旨》、王贞范《文章龟鉴》、倪宥《文章龟鉴》皆已亡佚,难以窥其全貌。而现存的陈骙《文则》虽有系统,但依然侧重文章理论的某些方面,与元代文章理论相比较,在规模、体制、系统、规范性上都有着一定的差距。元代李淦《文章精义》、王构《修辞鉴衡》、陈绎曾《文说》和《文章欧冶》、倪士毅《文章要诀》等代表着元代文章理论的最高成就,几乎涉及到了文章学的全部,对后世文章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论审题

首先是对文章题目的把握,就是如何审题。陈绎曾在《古文谱》中谈到审题的问题,谓之“识题法”,“识题法”之一就是先观题之“虚实”:

古文一主于实。实题实做,虚题亦实做。叙事则实叙,议论则实议是也。时文一主于虚,虚题虚做,实题亦虚做。只此古文、时文之分处也。[1]

对于古文和时文之间的虚实关系,陈氏第一次揭露出来,具有理论上的开创性,也符合这两种文体的各自特点,古文和时文之关系另有文论述。但可以看出陈绎曾对散文实用性的清醒认识,即要“载道”,这和程朱理学在元代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识题”的第二种方法是“抱题”,其法有十:“开题、合题、超题、引题、张题、蹙题、影题、缒题、撇题”。要而言之,就是对题目中的“景、事、意、情”加以研究、区别,或取其合而为一,或取其题外之意,或引他事入题,或摘其一端,或张而大之,或蹙而小之,这一切都要视文章的需要而定。

“识题”的第三种方法是“断题”,其中又分五点:“推鞠、磨勘、拟断、处置、详审”。“推鞠”是看文题的来踪去脉,追究其本源,去伪存真,点破隐匿之情节,思考闻见可以正之者;“磨勘”是对文题反复思考推究,以防有遗漏忽略之处;“拟断”是引经据典地对文题加以分析,使之符合圣人、先贤之理,务必合乎人情事理;“处置”就是要明辨文题所涉及的是非功过,做出正确的判断;“详审”是对文题中使用的天文、地理、人名、宫室、器仗、服色、容貌、辞令仔细审察,不能张冠李戴、前后颠倒。这些方法看起来芜杂琐碎,但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说却有法可依了,陈氏最后自己概括说:“以题目作考功、问罪之人,一一磨勘分明,方可运意下笔。”[2]他将审题比作考核官员的政绩和审问罪犯一样,必须事实清楚,证据明白可信,符合规范,然后才能动笔作文,如此比喻可见题目在他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对题目分析的过程已经包含了文章立意的内容,立意的高下能见作者的修养、学力、才识和历世的深浅,这些内容陈氏在《古文谱》之“养气法”和《古文矜式》的“培养”中作了详细的论述,不再赘述。

二、论结构

审题、立意之后就进入了安排文章结构的阶段,陈绎曾将文章的结构分成“起、承、铺、叙、过、结”六部分。他以人体的结构来比喻文章的这六部分,“起”“如人之有眉目”,就好比人的眉毛、眼睛一样,“贵明切”,看起来能够一目了然又明朗传神;“承”“如人之有咽喉”,“贵疏通”,犹如人的咽喉是呼吸和食物的主要通道,是连接“起”和“铺”的关键部位;“铺”“如人之有心胸”,“贵详悉”,这是文章展开的部分,就如人之心胸要宽广豁达;“叙”“如人之腹脏”,“贵转折”,在叙述过程中能够使读者读起来觉得百折千转、荡气回肠,有回味无穷的效果方是上乘文章;“过”“如人之腰膂”,“贵重实”,这是即将收尾的部分,可见文章的精彩之处,下笔要有力度,犹如腰膂能力撑千钧;“结”就是文章的结尾部分,“如人之有手足”,“贵紧快”,结尾要简洁明了,不可拖泥带水。

这种文章结构可以适用各种文体,但不一定六部分都必须用,陈绎曾认为:

或用其二,或用其三、四,不可以至于五、六、七,可随宜增减,有则用之,无则已之,若强行布摆,即入时文境界矣。其间起、结二字则必不可无者也。起、结二法在作文家最为难事,须将韩、柳二家诸体文字摘出起、结,观其变化手段,当自得之,非可言传也。[3]

这六部分结构适用于各种文体,但时文最为严格,而其他文体则较为宽松,但 “起”“结”二法必不可少,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

陈绎曾在《文说》当中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他说:

头起欲紧而重,大文五分腹,二分头额;小文三分腹,一分头额。腹中欲满而曲折多,欲健而快。尾结欲轻而意足,如骏马注坡,三分头二分尾。[4]

实际上从总体上来看,文章的结构只分头、腹、尾三部分,而起、承、铺、叙、过、结是布置结构的具体方法。

元代倪士毅《作义要诀》为应付科举考试而作,其中观点都是引用曹氏、章氏、谢氏等人的,自己加以整理剪裁而成。在论述文章的结构时将其分为四部分,分别是“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段”[5],这与陈绎曾的分法并无差别。他在论“冒题”时说:“冒头如人头面,著不得十分多肉,肉多则嫌有肥气,不雅观也。”这种比喻与陈氏的比喻是一致的,文章开头要简洁干净,如人之头面、眉目,不可以给人以臃肿肥胖、累赘之感。倪氏还解释说:

破题为一篇纲领,至不可苟。句法以体面为贵,而包括欲其尽,题句多则融化不见其不足,题字少则敷演不见其有余。命意浑涵而不失于迂,用字亲切而不病于俗,斯得之矣。接题所以承接破题之意,一篇主意要尽见于二、三句中,尤不可不用功也。[6]

冒题和破题是一个意思,如何能融化题目以己意至关重要,所以不得不下功夫。他这里所说的“冒题”从论述上看已经包括了陈氏的“起”和“承”,是一篇文章的“命意”所在。在“结题”中说:“此可以见人笔力,宜耐心加工也。”王恽《玉堂嘉话》引王鹗的话说:“作文亦有三体:入当如虎首,中如豕腹,终如趸尾。虎首取其猛重,豕腹取其揎穰,趸尾取其蛰而毒也。”[7]陈绎曾总结说:“篇首欲含包一篇大旨,贵乎明而紧;篇中欲曲折周密,铺陈详尽,引用饱满;篇尾点缀丁宁,发送轻快。”这种说法很有见地,也很有概括力,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文章创作结构的理论性总结。他们几个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代表了元人对文章结构的看法。明、清以来的八股文在结构上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元代的文章结构理论无疑对后世的科举考试文章的写作起了借鉴的作用[8]。

陈绎曾的文章结构理论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鲜明的规范性,日本学者竹友藻风在《文学总论》中曾将其与古希腊西西里亚派修辞学创始人科拉克斯相提并论,将陈氏的“起、承、铺、叙、过、结”与科拉克斯提出的“绪言、叙述、论证、补说、结语五段说,详加比勘,辨析异同”[9],可见陈氏这种理论的艺术魅力。

三、论行文

掌握了文章结构的特点还需要了解文章的行文方式,像苏轼所说的“大略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是最高的境界,但对于文章写作的初学者来说显然是很空洞的,没有实施可能性。陈绎曾则对此做具体的论述,他拈出文章中的“景、事、情、意”作为文章构成的基本要素,行文自然要围绕这四个要素展开。他说:

景是题中实有本身及相连事物;事是题中动用处;情是题中喜怒哀乐爱恶之情状;意是题中事物及情合说意思,及吾所以处置之意与古人曾有处置之意。[10]

这四个要素是与结构的起、承、铺、叙、过、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他提出了“引、入、出、归、承、粘、送、歇、过、设、影、转、折、抑、扬、开、警、激、顿、挫、起、伏、提、颠、点、应、呼、唤、排、撒、伸、衍、合、收、纵、援、证、按、据、规、戒、劝、颂、愿、欲、许、鄙、正、反、覆、铺、叙、陈、录、掉、缠、蹙、叠、难、辩、解、破、露、蓄、含、疑、断、憾、叹、划、拙、超、跳、骞、撇、钤、述、探、斡、留、剪、贬、分、总、拾、兜、缴、结、褒”等九十字,极尽变化之能事,基本上概括出行文中可以出现的各种变化的可能性,再加上润字十法“翻、融、点、莹、插、变、化、割、熨、掇”共一百字,能做到如此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说:“一百字作文活法变化之妙尽在是矣,此谱不可以言传而可心得,当于前辈作文时观其用处而点识,所谓千识不如一见者也。”[11]这些变化之法的确让人眼花缭乱,但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其中像顿挫、抑扬、起伏、呼应、转折、收纵、正反等等都符合行文的规则,在表达上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因为文体的特点的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可以视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叙事”类可以分为“叙事”和“记事”两种,他说:

叙事:依事直陈为叙,叙贵条直平易;记事:区分类聚为记,记贵方正洁净。[12]

文体上有区别,所以表达上就有区别,他在论述“议论”这种文体时就是根据其性质不同区别对待,比如“疏:条陈其事,画一分明;笺:拾古人非缺之处而补正之。”文体的特点与其表达方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必须对文体的特点有明确的认识,才能准确地将这种文体的特点表现出来。他在“辞令”中就体现了这一观点:

礼辞:尊卑、上下礼法之辞,贵高下中节;使辞:使命往来传命致事之辞,贵简要而动中事情;正辞:法语禁人之辞,贵严峻切至,凛然可畏;婉辞:巽语讽人之辞,贵辞宽意切,使人自然动心,而不可激怒;权辞:权谋机警,务以成事之辞,贵得其畏爱之情,而逆取顺导之。

在这一点上他还是出于对文章实用性的考虑,文章的表达形式需要符合文章的内容要求,根据文章使用的具体需要来选择适合这一内容需要的形式。这其中就涉及到文章内容与形式孰先孰后的问题,陈氏以为“有诸内必形诸外者,不可以声音笑貌为之”[13],又说:“廓然一片真境存于胸中,而此景、此事、此情、此意融化于中,变态逢生,取其精者、切者、要者、妙者而用之。须是自然存于胸中,不可着想,着想即入客气。”他将创作的激情放在首位,先有创作的文思和真境才能作文,不能为作文而作文。

王恽也曾有过这样的观点:

文之作,其来不一:有意先而辞后者,有辞先而就意者。意先而就辞者易,辞先而就意者难。意先辞后,辞顺而理足;辞先意后,语难而理乖。此必然之理也,学者最当知之。[14]

——《文辞先后》

“意”与“辞”就是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他也强调以“意”为先,“辞”在其后,因为“意先而就辞者易,辞先而就意者难”,“意”在先“辞”就可以充分表现所要表达思想内容,这样文章内容就会充实,并且语言也顺畅;如果“辞”在先,就会为了语言的表达而填塞内容,势必造成“语难而理乖”的情况,这是自然之理,应当引起作文者的重视。

了解了元代文章的创作论,也就不难知道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之论和“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形成,也可以了解清代“桐城派”的“义法”论和“有法”“无法”之论。显然,元代的散文批评理论在唐宋和明清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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