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方式

  • QQ:99515681
  • 邮箱:99515681@qq.com
  • 工作时间:8:00-23:00
  • 微信:codinghelp

您当前位置:首页 >> essay文章欣赏essay文章欣赏

日期:2019-03-09 10:07

无须赘言, 选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诗词卷 (1980—2017) 》是对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总结与检阅。我们由此可见, 被誉为“新时期”的最近40年, 近代诗词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堪称质的飞跃。

从“五四”开始, 此后60年之近代诗歌研究历程, 按时间分为两个阶段, 而其视角皆有偏废:前30年之研究者多为文学创作的亲历者, 重在探究其艺术形式, 故其研究对象集中在学习、甚至模仿传统的旧派诗人;后30年则受时代风会影响, 重在思想内容, 其研究对象则以所谓启蒙、维新和革命诗人为主。因此, 我们所见到的研究成果, 都有局限。而改革开放所引发的思想解放, 如浩荡春风, 催开千树万树之鲜花, 真正展现了近代诗歌研究的万千气象。

一、研究对象的拓展

研究对象的拓展, 首先表现在打破1949年以来的局限, 开始关注贴有“保守”标签的诗派。发轫者为钱仲联先生。其《论“同光体”》一文, 载于1981年5月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尽管囿于数十年的禁讳, 钱仲联先生说“这个诗派, 在近代文学史上, 不是推动诗歌发展前进的流派”, 但也强调“在诗坛上却曾经发生过相当的影响” (1) 。而本文结论, 则称“今天看来, ‘同光体’自然是历史的陈迹了。怎样评价, 不应用几句话骂倒的简单办法。特别是‘同光体’诗的艺术, 对我们今天怎样做到诗是精炼的语言这方面, 还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2) 。所谓“骂倒的简单办法”, 是指曾经风靡一时的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对“同光体”的介绍:“随着新派诗、新体文的出现和发展, 各种腐朽的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诗派、文派, 也争立门户, 愈来愈多。势力最大的是宋诗派, 即所谓‘同光体’诗人, 这是宋诗运动的一个挣扎。” (3) 钱仲联先生日后自己介绍《论“同光体”》的价值和意义, 也说“必须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和评价‘同光体’, 不应将其一笔抹杀” (4) 。在钱仲联先生的率先突破之后, 学界对“同光体”的思考与研究, 渐趋深入。1985年第2期《文学遗产》发表了王镇远《“同光体”初探》, 名为“初探”, 其实还是作了细致的分析, 特别是将钱仲联先生以“闽派”“江西派”“浙派”来划分“同光体”内部派别, 进一步加以理论的阐发, 并把“江西派”更名为“赣派”, 既可区分宋代之江西派, 也在文字表达上求得一致。以后钱仲联先生发表《近代诗坛鸟瞰》, 即采用王镇远之说。而今, “同光体”的研究, 渐成显学, 非但发表的论文篇数多且质量高, 即使是与之相关的博、硕士论文, 亦数量浩繁。

近代诗歌堪称复兴, 其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诗歌流派和诗人, 在清末民初都有人在学习, 甚至模仿。除“同光体”外, 其他讲求学习和继承传统诗学、重视和追寻艺术表现的诗派,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亦逐步进入近代文学研究者之视野。如刘诚发表的《王闿运和“湖湘派”的诗歌》, 其开宗明义谓“表现王闿运及‘湖湘派’诗人复古思想的诗歌作品, 在今天看来, 也许无足称道, 但是也并非毫无值得肯定之处” (1) 。他如章太炎、刘师培等规抚汉魏, 樊增祥、易顺鼎等接踵晚唐, 李希圣、曾广钧等倡导西昆, 都成为研究对象并撰成论文发表。研究推动了资料的发掘, 而资料的整理出版, 又提升了研究。譬如, 自张剑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陆续刊行, 其中收录了不少吴地诗人的笔记著述, 如《汪荣宝日记》《徐兆玮杂著七种》等等, 引发了对以张鸿、徐兆玮、曹元忠、汪荣宝等寄居京城、关注时事, 又继承清初虞山派传统而学习李商隐的所谓“西砖诗派”的讨论。“西砖诗派”所处的光绪末年, 保守派、维新派、革命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 死生相敌, 他们在民族和国家前途方面的博弈, 造就了张、徐、曹、汪等人的诗史价值。

研究对象的拓展, 还体现在更多诗人的个体研究。1980年之前, 以政治需要而对近代诗人作选择性研究, 致使近代诗歌之作家论, 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所谓“启蒙诗人”“维新诗人”和“革命诗人”身上, 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秋瑾等。他们成了以后革命者的同路人, 甚至领路人。最近40年, 得益于思想解放, 这种情况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以诗歌创作成就和当时诗坛影响作为研究诗人的观测点和评价诗人的标准线, 成为绝大多数近代文学研究者的共识。首先是黄万机对贵州诗人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的研究, 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以三家为代表的黔北“沙滩文化”, 已经成为今日贵州之文化名片。当然, 这种开拓性的研究, 钱仲联先生主持的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 也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先导作用。即以鸦片战争时期诗人为例, 王永健之《试论贝青乔之〈咄咄吟〉》、张志良之《姚夑反映鸦片战争的爱国诗歌》、赵杏根《晚清诗人鲁一同的诗歌创作》, 80年代均发表在研究室所编《明清诗文研究丛刊》以及《苏州大学学报》专辟的《明清诗文研究》专栏之上。受师友之教诲和启发, 我和张修龄当时也联袂发表了专论潘德舆、黄爵滋、翁同龢、张之洞、袁昶、陈三立、文廷式、刘光第、曾广钧、许承尧等近代诗人的论文, 其中不少都是几十年来首次涉及。及至今日, 近代稍有成就和影响的诗人, 几乎都有研究者专文论述。作家论的全面覆盖, 无疑为近代诗歌研究的宏观把握, 提供了微观的依据。当然, 我们也必须警惕另一种倾向的出现, 就是对曾经沦为汉奸的一些近代诗人的热衷。我并不反对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研究和评价他们, 但是, 现在的学术界似乎缺少批判性的思维, 往往过于抬高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 对汉奸文学的不恰当肯定, 是我们必须坚决摒弃的。

二、研究方法的更新

所谓研究方法的更新, 是对以往之研究方法作出调整和改变。因此, 在近代诗歌方面, 这更体现在此前也很火热的“创新诗派”和“进步诗人”的研究之中。而这种更新, 可以使我们在相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中, 发现全然不同的学术境界和学术价值。“文革”以后研究方法之更新, 肇始于1980年代之前就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他们从过去的极端中走出, 痛定思痛, 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得到升华。他们的自身蜕变, 引发了近代诗歌研究的浴火重生。

研究方法的更新, 首先是研究标准的变化。任访秋先生是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此前, 他也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 在学术界颇有影响。而1988年其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出版, 以更新的方法论, 成为指导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的标杆。1984年, 任访秋先生发表《龚自珍与晚清诗坛》一文, 除充分肯定龚自珍诗歌在思想界振聋发聩的积极意义以外, 特别强调“龚自珍在诗歌上, 不论其思想内容, 或艺术形式, 都是解放的, 革新的。他不像康、乾时代的诗人, 如沈归愚, 讲究所谓格调, 又不像王渔洋, 讲究所谓神韵, 乃是像公安派诗人那样, 是‘独抒性灵, 信腕直书’……他代表的倾向是前进的, 革新的, 是时代的新潮流。所以他能成为近代新风气的开拓者, 不只在政治思想上是如此, 即他的诗歌亦是如此” (2) 。同样, 基于近代文学史编写的全面反思, 管林、钟贤培、郭延礼、王飚等在撰写“近代文学史”著述时, 也对近代诗歌的评价标准, 作了更贴近实际的修正。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和郭延礼所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1990年代初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和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飚则承担了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近代文学部分的撰写。钟贤培讨论鸦片战争时期的诗歌, 注意到了在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的变化:“一是使传统的组诗的形式向着大型化方向发展, 扩大诗的容量”, “二是叙事诗在形象化、人物性格化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艺术上相应的变化, “是中国诗歌进入近代社会在性质上与封建社会的诗有所不同的标志” (1) 。郭延礼则在其撰写的讨论“诗界革命”的论文中, 从艺术的角度出发, 强调了其文学方面的革命性的意义。他说“学术界至今仍有人认为‘诗界革命’不算革命, 或谓‘诗界革命’失败了”的“看法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不仅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 而且仍是把文学现象等同于政治问题” (2) 。这是切中肯綮的中允之论。

研究方法的更新, 还在于研究视角的切换。过去讨论近代诗歌, 多以诗人的政治倾向划分文学阵营。1980年代以来, 地理、家族、师承等因素, 在研究中日显突出。崭新的研究方法, 体现在政治以外, 就艺术上的某一共同点而作为研究契机, 作深入的探讨。张剑《道咸“宋诗派”的解构性考察》以程恩泽、祁寯藻、曾国藩、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六位陈衍《近代诗钞叙》中提及的人物为对象, 尽管他们籍贯南北各异、地位高下有殊、政见新旧不同, 然诗学之宗宋是其纽带, “通过分析‘宋诗派’人物之间的交往, 以及探讨‘宋诗派’的盟主、诗论和创作等问题, 重新审视道咸‘宋诗派’这一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命题的合理性”, 其落脚点则是“陈衍的近代诗观及其局限” (3) 。如果说张剑此文尚是“旧题新作”, 那么胡晓明之《落花之咏:陈宝琛王国维吴宓陈寅恪之心灵诗学》一文, 是将“落花”这一意象中所反映四位不能算是同一代人的政治倾向加以揭示, 这种“小题大作”, 无疑为我们解读诗歌提供了新的视角。另外, 我们过去考察地域诗风, 总是更多以这一地域的诗学传统为基点, 在时间上作溯源的探寻。而孙之梅《江湜三次入闽与闽派诗学新变》, 在探讨“同光体”闽派的时候, 作了空间上的挪移。作者据以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之说, 认为“学习郑孝胥的多从陈沆、江湜入手。汪辟疆在梳理诗学渊源时, 闽派诗学流变中江湜是不可或缺并占据关键的地位” (4) 。须知, 汪氏之说此前并未得到学界重视。而这在全国各地诗人交往和交流日趋频繁和广泛的近代, 是合乎情理且至关重要的。即便是考察“南社”, 新时期的研究者, 其触角也深入到诸宗元、黄节、林庚白等与其他传统诗派关系密切的诗人诗作, 此既突破了当时诗人的政见藩篱, 更荡涤了评论诗人的门户之见。当然, 视角的切换, 也表现在文献的发掘方面, 主要是形式新样的文献得到重视。近代报刊资料的运用, 是近代诗歌研究的新手段和新气象。我们所选胡全章《从“才气横厉”到“唐神宋貌”———近代报刊视野中的梁启超诗歌》一文, 可管窥其一斑。

三、研究队伍的传承

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传承。在此40年中, 有关近代诗歌的研究, 经历了四代学者薪火相传。第一代研究者都是在民国便崭露头角、日后奉为泰斗的大师级人物, 如钱仲联、任访秋、季镇淮等先生。进入新时期, 他们都年届古稀, 但老当益壮, 他们渊博的学识、圆照的视野, 是近代文学研究的操舵手和引航者。譬如钱仲联先生在1980年代曾编著《近代诗钞》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 其所作两篇序, 分别更题为《近代诗坛鸟瞰》《近代古典诗词蠡测》, 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和《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1期。他对近代诗歌全域性的审视, 结论为“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 从总体上看, 近代诗歌都没有脱出旧体诗的框架, 都是在旧形式中翻新, 但不同的诗派和诗人, 在摆脱旧形式的束缚, 开拓诗歌表现的新天地方面, 都作了程度不同的探索和努力, 因而, 近代诗坛才呈现出了风格流派争奇斗妍的繁荣景象, 在诗歌体式、表现手法、诗歌语言的运用上, 也有新的创造, 从而使近代诗歌在艺术上的成就也达到了唐宋、清初以来一个新的高度, 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在它发展后期矗起的又一座高峰” (1) 。钱仲联先生所论, 高屋建瓴, 起着转会风气的作用。所以, 选编斯集, 以此为首, 揭橥我们采录的宗旨与标准。

第二代学人都在1949年以后开始涉足近代诗歌之研究。他们承上启下, 是关捩所在。其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邓绍基为代表的研究者, 活跃在改革开放初期, 推动着近代诗歌研究的转型。他们选编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概论、诗文卷 (1919—1949) 》和《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诗文卷 (1949—1979) 》, 给了我们今天工作的理由和动力:这说明我们所为, 又是过去工作的延续。而他们的研究, 发为论文, 成了这一时期近代诗歌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第二代学人, 除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郭延礼、管林、钟贤培和黄万机以外, 影响较大者还有不少, 挂一肯定是漏万。譬如黄霖对近代诗歌理论的研究, 为诗人和作品的解读, 提供了学理的支撑, 因本套丛书另有《文论卷》, 碍于体例, 我们并未收录其论文。而我们收录的, 如孙静《宇宙灵秘、山水真面———谈魏源的山水诗》, 则在以往更多关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主题以外, 另辟蹊径, 给我们展现了魏源诗歌所表现的另外一个主题。其实, 正如作者所云, 翻开魏源的诗集, “其山水诗数量之多, 创作自觉性之高, 描写范围之广, 都是前人中少见的。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中魏源无疑占有一席地位” (2) 。

目前, 研究近代诗歌的中坚力量是第三代学人。他们都是“文革”后的大学毕业生, 包括部分研究生。其活跃的思想、深厚的功力、开阔的视野, 是推动近代诗歌研究走向繁荣、走向深入的主力军。他们长于宏观的把握, 如王飚致力于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南社之研究, 是最近10年南社再次成为学界话题焦点的推动者, 我们所录《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是对南社诗歌的最新定位。关爱和《甲午之诗与诗中甲午》, 正如作者所言:“重温甲午之战, 重读甲午之诗, 可以帮助我们透过历史的风尘, 重观甲午之战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体味甲午之诗所蕴含的民族情感, 坚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信心。” (3) 而突破传统, 也是这代学者研究的显著特点。魏中林、花宏艳《晚清女诗人交际网络的近代拓展》, 则从家族、报刊、学校、社团等层面, 阐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 伴随着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的演进, 晚清女诗人的文学交际网络呈现出由闺阁走向社会公共领域的近代化趋势” (4) 。闵定庆以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为例, 讨论了“桐城诗派”的最后历程。民国著名学者曾克耑曾为吴氏此书作序, 他认为“同光体”的近代源头就是“桐城诗派”, 而范当世传承桐城诗学, 成为“同光体”大纛, 这就颠覆了陈衍以后有关“同光体”的阐述和结论。而对诗人、诗作的微观研究, 第三代学人共同的特点则是体贴入微, 丝丝入扣。他们一般都是从研读和整理诗集入手, 透过诗人客观的经历, 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如这里所选曹旭《论近代诗人何绍基》、马亚中《勉行维新志, 极目海涛阔———俞明震其人其诗述评》、刘纳《陈三立:最后的古典诗人》等。即便百年以来常为学界关注的近代诗人, 他们也能避免老生常谈而做出新意。如龚喜平从“融入异邦之新声、汲取民间之营养”来探讨黄遵宪对中国诗歌近代化的两大贡献, 张永芳则对“近年却有人否认丘逢甲与诗界革命有直接联系” (5) 进行了驳斥。

令人欣喜的是以70后、甚至8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的近代文学研究群体的崛起, 他们基本上都是新世纪毕业的博士研究生, 接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 甚至都具备国际学术交流的背景, 正日渐成为学术界的有生力量而接管近代文学的研究。我们可称之为第四代学人。周兴陆起步于文学批评史的研究, 又擅长文献的考据, 所撰《近代诗人杨圻晚年行迹与创作———以新发现的散佚诗稿为中心的解读》一文, 可见其敏锐的学术眼光。他如张晖之龙榆生研究、薛玉坤之汪东研究, 都是裂土拓疆之举。而张煜之“同光体”研究, 董俊珏之近代福建诗人研究, 也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推进。只是篇幅所限, 他们的成果我们不能一一收入。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下潘静如的《时与变:晚清民国文学史上的诗钟》, 对久为学界斥之腐朽而遭遗弃的诗钟, 进行钩稽:“诗钟的兴起, 除了其趣味性和其他各种诱因而外, 既与旧体诗特别是近体诗纯粹的技术一面愈发圆润相关, 又与近代以来国家、社会以及旧精英阶层处于衰落之际的精神风貌相关。种种迹象表明, 诗钟正是古典诗学艺术、技术盛极的产物, 而盛极也就意味着黄昏的到来。” (1) 其结论令人信服。

本书的选编过程中, 两位副主编薛玉坤和陈国安, 付出了几倍于我的心血。从体例、篇目之确定, 到文字的录入和校对, 他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 苏州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后和研究生李晨、李文、李静、蒋淑香、王春、万海娟、周恬羽、闫毓燕等, 也承担了大量的基础工作。我想, 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为近代诗歌的研究添砖加瓦, 所以也不必要说致谢之类的客套话。只是我这篇《前言》仅讨论了最近40年近代诗的研究, 并未涉及近代词在1980年后的研究状况, 作为《诗词卷》的前言, 肯定是不合规也不可以的。而薛玉坤近年致力于近代词的研究, 对此可谓烂熟于心。在我的恳请之下, 他信手拈出一段文字, 对1980年以后近代词之研究, 以及本书所收近代词研究论文的情况作了介绍。抄录在此, 作为《前言》的《结语》:

过去40年中, 唐宋词研究虽然依然处于词学研究的重心, 但清词与近代词研究的日渐兴盛已成为重要的学术现象。无论是文献的钩沉, 还是理论的剖析、方法的创新, 无论是群体、流派, 还是词人个案, 近代词研究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都取得了诸多开拓性的成就, 并形成了一支逐渐成熟的研究队伍。

近代词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阶段, 其在传统词史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近代词人又有着怎样的理论与创作实践, 都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张宏生《晚清词坛的自我经典化》一文, 将晚清词置于整个清词经典化的背景下考察, 目光敏锐, 启人深思。朱惠国《论晚清词坛“常”、“浙”两派的共存与交融》一文则详细梳理了清词浙、常二派在晚清时期融合共存的现实、可能及交融的动因与模式, 视野宏通, 从整体上对晚清词坛作了一个清晰的观照。在词人个案方面, 晚清四大词人及文廷式无疑是近代词坛最具代表和影响的词人, 孙维城《清季四大词人词学交往述论》、刘梦芙《论文廷式〈云起轩词〉》以及马大勇《留得悲秋残影在:论〈庚子秋词〉》对此皆有深入细致的体察。而王国维以其深具转型特征的词学研究, 影响百年词学甚巨, 自是近代词研究不可忽视的对象。近年来彭玉平致力于王国维研究, 成果丰硕, 其《王国维的“忧世”说及其词之政治隐喻》一文, 为我们展现了词学家之外, 作为词人的王国维的思想、立场与情感。此外, 民国词作为晚清词的自然延伸, 正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近代词研究的学术转移。当然, 限于体例和篇幅, 我们所选论文远不足以全面展示近40年近代词研究的成就。但尝鼎一脔, 大致还是可以从中窥见近代词研究的基本格局和整体进展。


版权所有:代写Essay网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方式:QQ:99515681 电子信箱:99515681@qq.com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内容从网络整理而来,只供参考!如有版权问题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