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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3-09 10:09

一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作为整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变迁、起伏兴衰, 与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状况与发展变化密切相关;而且, 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历程也与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变迁和历史命运紧密相连, 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衰起伏、阴晴圆缺, 留下了值得认真回顾、深刻反思并牢牢记取的经验和教训。

由于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学术风气、研究观念等方面的众多差异、诸多变化, 一个多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变迁, 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从这一角度考察和认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既往, 有助于更好地规划这一研究领域的当下和未来。为便于认识和把握这种学术变化, 笔者尝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历程划分为如下六个阶段:萌生期 (1840—1919年) 、成立期 (1920—1949年) 、新生期 (1950—1965年) 、沉沦期 (1966—1977年) 、复兴期 (1978—1989年) 、建设期 (1990—现在) (1) 。并不是自认为这样的分期和表述有什么学术价值或启发意义, 只是想借此表达对一个多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和经验教训的基本认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假如将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视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 也是有着相当充分的学术根据和道理的, 对于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经验也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拟对1980年以来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进步和表现出的特点进行回顾和评价, 也对尚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进行若干探讨, 希望从这一具体角度认识和评价新时期以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经历与发展轨迹, 吸取其中的成功经验, 鉴戒其中的遗憾缺失, 并对今后近代文学研究的建设与发展、开拓与创新有所裨益。

一、40年来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和特点

作为新时期以来整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具有某些特殊性的方面, 从更大一点范围来说, 作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中国说唱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总体上回眸观察1980年以来近40年的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研究, 可以说显现出一些突出的学术动向、变革趋势和时代特点, 在总体上取得显著成就、显示出突出特点的同时, 也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留下了一些值得记取的学术史经验。

第一, 学术基础建设意识的增强和文献史料的整理出版。学术基础和文献史料对于一切人文学术领域与学术建设的基础性、持久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对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的意义也当然如此, 不能例外。在一个多世纪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历程中, 在学术基础与文献史料方面的基本建设虽然可以说是一直在积累、进展、丰富过程之中, 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 比较严格和规范意义上的学术基础与文献史料建设, 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正式开始并得到持续进展的。

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专门性和相关戏曲目录著作的出版。长期以来, 近代戏剧研究依靠的主要文献目录就是阿英所编《晚清戏曲小说目》 (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时隔40多年后, 方始出现了梁淑安、姚柯夫所编《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 这是又一部具有基础性、标志性意义的专门的近代戏曲 (传奇杂剧) 目录。在此前后, 还有几种涉及近代戏曲的戏曲目录著作出版, 从不同角度为近代戏曲研究提供了文献线索和研究基础, 傅惜华编《清代杂剧全目》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庄一拂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傅晓航、张秀莲主编的《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 也从近代戏曲理论批评角度丰富和深化了近代戏曲的文献资料线索。此外, 几种有关或涉及近代戏曲的工具书和戏曲志的出版, 也是值得注意的学术进展的标志, 如梁淑安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 (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齐森华、陈多和叶长海主编的《中国曲学大辞典》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李修生主编的《古本戏曲剧目提要》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所编《中国戏曲志》各省 (市区) 卷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ISBN中心1990—1999年版) , 都为近代戏曲研究提供了空前丰富的文献线索和学术基础。蔡毅编《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 (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 虽然编校误漏颇多、难以可信可用, 但以一人之力编辑完成, 且资料比较丰富, 其意义价值仍有值得注意之处。

二是具有学术史回顾总结性质的论文选集的编辑出版。随着新时期的到来, 伴随着整个中国人文学术复兴局面的出现, 在一向并不热闹的近代文学研究中更显冷清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组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1949—1979) ·戏剧、民间文学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梁淑安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1919—1949) ·戏剧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这是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为当时及其后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学术史资料, 对于新时期以来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也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 由于其后老一代近代文学研究者的先后退休、某些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室被撤消, 这一原本颇为兴旺、已有多项研究成果的研究机构及相关人员再没有取得更加显著的学术成绩。这种局面不仅使该研究所本身的近代文学研究受到很大影响, 对整个近代文学研究界也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三是具有标志性意义和前沿水平的文献总集的编辑出版。这一时期出版了几种具有标志性意义、代表了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文献基础和研究水平的文献资料集, 为这一颇为薄弱、颇显寂寥的研究领域带来了新气象, 提供了建设发展的基础和可能性。长期以来, 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可以依靠的主要作品集只有阿英所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 (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 (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 这种局面一直令人奇怪地延续了30多年。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 才逐渐改变了这种极不正常的局面。《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戏曲卷五》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所收主要是近代传奇杂剧作品, 由梁淑安负责编选, 反映了新标准、新意图之下对于近代戏曲的取舍。张庚、黄菊盛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戏剧集》 (上海:上海书店1995—1996年版) 可视为继阿英编选的《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之后又一部代表学术风气转换与研究水平的文学总集, 而且传奇杂剧、京剧及其他花部戏曲、早期话剧兼收并蓄, 更能反映中国近代戏剧史格局和戏剧剧种的消长起伏、兴衰变化。黄希坚、俞为民选注的《近代戏曲选》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则是一本值得注意的普及性近代戏曲选集, 对一般读者了解近代戏曲颇有帮助。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几种专题性戏曲选集, 其中有一部分为近代戏曲作品, 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近代戏剧文献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和多样化, 如关德栋、车锡伦所编《聊斋志异戏曲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华玮编辑点校的《明清妇女戏曲集》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 就是其中的代表。另外, 随着中国戏剧史、文学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这一时期还有梁启超、洪炳文、吴梅、汪石清、卢前、顾随、吴宓等多位近代文学家、近代戏剧家与说唱文学家选集、全集的编辑出版, 以及多个省 (市区) 多种地方性文学总集及其他文献资料的点校或影印出版, 其中颇有一些以往难得一见或尚未知晓的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作品, 提供了新的作品及相关文献资料, 从专门性别集的角度反映了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文献资料积累意识与能力的提高、学术观念和研究水平的新变化。

四是多种包含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文献的报纸、期刊的影印出版。自从1980年以来, 以往难得一见甚至堪称珍稀的多种报刊文献得以影印出版, 而且逐渐从比较简单、随机、零散的状态走向了有步骤、有计划、大规模、系统化, 其中包括《申报》《时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国日报》《盛京时报》等报纸, 也包括《新民丛报》《民报》《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新新小说》《女子世界》等多种期刊, 扎实有力地推进了近代文学、戏剧、说唱文学等多个领域的文献资料建设, 带来了包括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在内的多个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视野和研究水平的变化与进展。近年以来直至目前, 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的一个相当活跃、成绩颇为突出的方面就是利用各种报刊文献资料所进行的多项研究。这种变化和进步, 与大量近代报刊资料的影印出版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 断代性、专门性研究著作的持续出版并渐成气象。作为一个多年以来颇显沉寂冷清的学术领域, 虽然从不同角度、不同意义上涉及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的研究著作早已有之, 但是专门的近代戏剧史及说唱文学专著并不多见, 明显限制和影响了该领域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显著改变, 而且形成了逐渐深入全面、影响日益扩大的趋势。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时期出现了数种专门的近代戏剧或较多涉及近代戏剧的研究著作。周妙中在多年文献积累、研究探索基础上完成的《清代戏曲史》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是新时期以来较早出版的一部全面研究清代戏曲基本面貌、演变过程的著作, 其中给予一般所说的道光、咸丰以降的“近代戏剧”包括传奇杂剧、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曲较多篇幅, 特别是提供了颇为丰富的戏曲作家生平事迹、作品评价品鉴及其他文献资料线索, 且出版时间较早, 对于近代戏剧研究产生了积极而有力的影响。曾影靖著、黄兆汉校订的《清人杂剧论略》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 专门讨论有清一代杂剧演变, 其中有部分篇幅对于道光、咸丰年间及以后的杂剧情况进行了较具体的探讨。此书虽然出版于台湾地区, 但由于新时期以来两岸学术交往日益开放、便捷, 对于近代戏剧研究特别是杂剧研究也颇有裨益。这是以往的近代戏剧研究中没有出现或极少出现过的。

其二, 应当特别提出的是, 这一时期出版了几种可以代表研究水平和学术变革趋势的专门的近代戏剧研究专著。主要有:康保成《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 , 是书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 是作者在经过数年的近代戏剧研究之后完成的一部著作, 对于从艺术形式角度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戏剧具有突出的启发价值, 尤其是对于扭转长期以来中国戏剧、文学研究中过重内容而轻于形式的习惯具有直接作用。采用编年体形式进行中国戏剧史、文学史编写, 是近年颇为多见的著述形式之一。这种研究方式也反映在近代戏剧研究当中, 赵山林、田根胜、朱崇志编著的《近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就是其中的一种。五年之后, 又出版了赵山林著《中国近代戏曲编年》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 无论是文献史实上还是内容篇幅上, 后者较前者都有明显的丰富和提高。么书仪著《晚清戏曲的变革》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2008年修订本) 基于对中国戏剧演进过程的总结把握和深入理解, 在中国戏剧古今变革、雅俗转换的背景下, 对晚清戏曲历史变革中的多个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提出的见解和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或修正了以往学界对晚清戏曲多重转换、变革过程、价值意义的认识, 在多个方面有力推动了近代戏曲的研究进展, 堪称近代戏剧研究的一部力作。贾志刚主编的《中国近代戏曲史》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 是第一部专门的近代戏曲史著作, 描述了1840—1949年间中国戏曲思想艺术发展演变轨迹, 在地方戏曲的兴盛与京剧的形成、晚清戏曲的改良、西方戏剧的传入这一总体背景下, 从声腔剧种、少数民族戏曲、戏曲文学、行当体制与表演流派、戏曲音乐、舞台美术、民间戏曲班社与宫廷演出机构、戏曲教育等方面次第展开, 比较全面地展现了近代戏曲的多方面变革, 弥补了长期以来的中国戏曲史研究中存在的这一薄弱环节。20多年来, 左鹏军也致力于近代戏剧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近代传奇杂剧文献史实、思潮流派、历史演进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陆续出版了数种著作, 如《近代传奇杂剧史论》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 、《近代传奇杂剧研究》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2011年修订版) 、《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史稿》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与史实研究》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近代曲家与曲史考论》 (台北:国家出版社2013年) 、《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等, 对近代戏剧尤其是传奇杂剧研究多有推动。这些都是长期以来的近代戏剧研究中所未见的新变化、新趋势, 对于其后至今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诸方面及相关研究领域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因而可以视之为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研究进程中的一个显著变化。

其三, 这一时期出版了关于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的多种专题性研究著作, 从多个方面深化或拓展了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蔡孟珍著《近代曲学二家研究———吴梅、王季烈》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 以对近代曲学之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的吴梅、王季烈二人的曲学理论观念、戏曲创作与戏曲教育为中心, 从一个颇为重要的角度揭示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戏剧学观念的古今演变和向现代演进的历程。王卫民多年从事近代戏剧尤其是吴梅戏曲观念与创作研究, 在编校出版《吴梅戏曲论文集》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 、《吴梅全集》 (全8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的同时, 撰写并出版了《吴梅评传》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吴梅研究》 (台北:学海出版社1996年) 、《曲学大成后世师表:吴梅评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等著作, 将吴梅研究推向了深入, 可以代表这一时期吴梅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学术水平。苗怀明撰写并出版了《吴梅评传》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是最为晚出的一部全面反映吴梅一生生平事迹、戏剧及其他方面成就的著作。多年专注于近代戏剧尤其是传奇杂剧研究的梁淑安完成并出版了《南社戏剧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 对南社文学家的戏剧创作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理, 在以往的南社研究多集中于诗词、文章、文学理论观念等方面的基础上, 弥补了南社戏剧研究这一明显的薄弱环节, 对于丰富和完善南社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此外, 钟慧玲著《清代女作家专题———吴藻及其相关文学活动研究》 (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2001年) 对于女戏曲家吴藻进行了专题研究, 其中颇有涉及吴藻戏曲创作《乔影》的内容, 对于具体研读、评价这部主观性、抒情性极强的戏曲作品多有助益。胡晓真所著《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是一部在海内外产生了显著影响的研究近代女性弹词的学术著作, 所带来的学术眼光和研究方法对近年的近代女性文学研究多有启发影响。另外, 王立兴所著《中国近代文学考论》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虽不是专门研究近代戏剧的著作, 但此书的主要内容在于近代戏剧理论的阐发、相关文献史实的考证辨析, 对于近代戏剧研究也具有值得注意的推动作用。

其四,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多种包括昆剧、京剧在内的多种地方性戏曲史著作。这些专门戏曲剧种史著作的出版, 对作为传统戏曲的核心剧种昆剧和近代以来渐趋兴盛繁荣并占居戏曲演出舞台中心的京剧等多种花部戏曲进行了专门研究, 其中多部著作的主要部分与近代戏剧史相关, 或者就是近代戏剧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陆萼庭在多年学术积累基础上完成的《昆剧演出史稿》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昆剧研究著作, 不仅有力推动了昆剧的研究进展, 而且对于其他戏曲剧种也具有参考借鉴价值。回顾这一时期的地方戏曲剧种研究,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中国戏曲剧种史丛书”, 这套丛书跨越的时间较长, 出版过程中时有断续情况发生, 但毕竟从相当丰富的地方戏曲剧种这一重要角度、通过若干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史的具体考察和描述, 展现了清代前中期以降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戏剧剧种的演变、转化与生新的总体趋势。比如其中有胡沙著《评剧简史》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 , 马龙文、毛达志著《河北梆子简史》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 , 李忠奇、孟光寿、蔡晨、叶中瑜著《老调简史》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 , 杨明、顾峰主编《滇剧史》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 , 赖伯疆、黄镜明著《粤剧史》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 纪根垠著《柳子戏简史》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 胡忌、刘致中著《昆剧发展史》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 , 行乐贤、李恩泽著《蒲剧简史》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 , 罗萍著《绍剧发展史》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年) , 李子敏著《瓯剧史》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 。此外, 另有几种关于其他地方戏曲剧种专门史著作的出版, 如邓运佳著《中国川剧通史》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 赖伯疆著《广东戏曲简史》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等等, 都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学术成果。而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编《中国京剧史》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 是一部编写阵容强大、篇幅空前丰富的京剧史著作, 首次对京剧这一继昆剧之后最能代表中国戏剧民族品格与艺术精神的剧种的演进过程进行了清理、发掘、描述和品评, 其中相当多的部分可归入一般所谓近代戏剧史的范围, 对于考察和认识近代以来中国戏剧史的总体变迁、不同戏曲剧种之间的交流互鉴、创新发展, 也具有可资借鉴的学术价值。袁国兴的《非文本中心叙事:京剧的“述演”研究》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从京剧文本形态与戏剧叙事角度出发, 对京剧的“述演”体系及其功能、意义进行了理论探讨, 对于更加准确深入地认识京剧及中国戏剧的民族品格、思维与表现方式具有多重启发性。可见, 新时期以来这种颇为兴盛繁荣、全面发展的局面, 是多年来的近代戏剧史研究中没有出现过的, 为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的继续发展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其五, 早期话剧文献资料和研究著作陆续出版, 有力推动了早期话剧与中国戏剧近现代过渡转换的研究, 特别是对于认识中国戏剧从“传统戏曲”到“现代戏剧”的历史转换过程及其戏剧史经验, 具有特殊的启发借鉴价值。王卫民所编《中国早期话剧选》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 是一部较早的中国早期话剧选集, 通过典范性话剧作品, 展现了中国话剧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基本过程, 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欧阳予倩作为中国话剧创始期在多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个重要人物, 新时期以来也受到较多关注, 先后出版了《欧阳予倩戏曲选》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欧阳予倩研究资料》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 等资料性著作, 不仅对于欧阳予倩本人的研究大有裨益, 而且对于中国早期话剧的研究进展也具有推进作用。新时期以来的早期话剧研究, 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就是专门的早期话剧研究著作的出现, 如袁国兴著《中国话剧的孕育与生成》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 、黄爱华著《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 (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 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这两种著作出版的时间颇为相近, 而且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中国话剧与日本影响这一角度, 反映了当时对于中国话剧产生的外部机缘的关注和挖掘, 对于深入认识中国话剧产生与形成过程中的外来影响、思想艺术形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胡星亮著《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 , 从中国话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的关系方面探讨中国话剧发展演进中的若干主要问题, 反映了对于中国传统戏曲诸因素在中国戏剧近现代转换、中国话剧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价值、作用和意义的认识, 可视为学术思路和视野调整、完善的一种努力。

第三, 研究论文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在一般情况下, 与学术著作相比, 学术论文的优势在于可以更及时、更准确地反映一个研究领域学术进展、创新发展的最新情况, 也可能更集中、更充分地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水平。随着新时期的到来, 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也与近代文学其他各研究领域一样, 迎来了积极建设、兴旺发展的新局面, 出现了研究论文数量大幅增加、质量水平逐渐提高的良好势头。这种情况的出现, 当然与新时期以来整个中国戏剧、文学研究的兴盛发展密切相关, 也与近代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自身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取得明显的发展进步、逐渐产生显著的学术影响等因素直接相关。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由于政治环境、学术条件、研究风气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每年发表的关于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的论文数量不多, 这种冷清的局面持续了近30年。

这种明显变化和崭新局面, 从以下几个侧面可以得到比较真切的认识:在传奇杂剧研究方面, 开始出现了从宏观性、在总体上进行论述分析其思想艺术价值、戏剧史意义地位的研究论文, 同时对于近代传奇杂剧作家作品的个案式、具体化研究也愈来愈细致充分;在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曲研究方面, 以清乾隆末年以降花雅之争、雅俗之变为总体背景, 对形成和兴盛于近代、转换与生新于近代的多个地方戏曲剧种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 关注的范围、研究的深度等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早期话剧研究方面, 在继续深入探究“文明新戏”、早期话剧的产生、兴起和发展过程中, 深入探讨日本新剧与中国早期话剧产生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日本新剧对于中国早期话剧形成产生的直接影响, 也注意到来华传教士及其所办学校对于西方戏剧的传播介绍与中国早期话剧诞生之间的关系, 对于留学日本、欧美国家的青年学生的戏剧、文学活动及其与中国早期话剧的形成、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也多有关注。在说唱文学研究方面, 尽管多年来一直未能根本明显改变相关研究并不兴旺、研究成果数量不多的局面, 但是新时期以来, 还是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相关论文, 如关于女性弹词、地方说唱文学等方面的研究, 就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这种变化和进展。在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与相关领域的关系研究或交叉研究方面, 由于学术观念与视野、知识结构与能力的变化, 也逐渐引起关注并产生了值得注意的成果, 反映出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其他领域、甚至中国文学其他研究领域的交流互鉴和共同发展进步的总体趋势。这些方面的研究显然推进了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

新时期以来, 关于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的研究论文的质量水平也呈现出逐渐提高、影响逐渐扩大的趋势, 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认识这种变化和进步。一是一些具有代表性、标志性意义的研究者对于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的重视, 进行研究并发表有较高水平和重要影响的研究论文。虽然早就有郑振铎、阿英、傅惜华等老一辈研究者表现出对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的重视, 但是数量规模毕竟相当有限。新时期以来, 这种局面发生了显著变化, 以赵景深、严敦易、张庚、邓绍基、叶嘉莹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陆续发表关于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的研究论文或其他文章。随后更有新时期以来获得读大学、研究生的机会, 并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研究者的崛起, 将这一可喜趋势继承并发展下来, 可以说开创了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并为后来至今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是一些具有重要学术地位和影响的学术期刊对于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的重视, 并给予适当的篇幅发表相关领域的研究论文。虽然不能绝对地说发表刊物可以完全代表或反映论文的质量水平, 但是研究论文在什么刊物上发表, 的确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学术影响, 在传播和影响受到重视的当代, 尤其如此。新时期以来, 一些被公认为学风好、学术质量高、办刊严谨规范的学术刊物, 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今文学、中国戏剧史与戏剧文献、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方面的专业刊物, 表现出对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的关注和重视, 陆续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能够反映该领域学术发展趋势或动向、最新进展、较高质量水平的研究论文, 对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学术地位的提升、学术影响的扩大, 产生了显著而直接的促进作用。新时期以来的近四十年中, 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的研究水平、学术影响和地位, 随着整个近代文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性提升而得到显著提升;而且, 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作为一个长期明显滞后、颇显冷落的研究领域, 在新时期以来得到的发展、获得的关注和认可, 显得更加明显、更加充分。

第四, 学术方法的丰富多元和研究领域的有效拓展。长期以来, 与近代文学研究其他方面的基本情况一样, 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研究在学术方法上也基本停留于以阶级分析、政治标准、社会政治批评、思想内容评判、政治立场界定为主要立场和价值标准的社会学批评当中。这种单一的学术方法的长期持续, 在推动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取得一定进展、取得若干成绩的同时, 随着时代风气、学术观念的进步与变迁, 其局限性也就不能不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尴尬局面到新时期开始以后, 逐渐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这种新变化、新气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看出:其一, 对于既有研究方法的自觉反思和有意识超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 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近代文学、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愈来愈单一化、愈来愈简单化的道路。这种趋势在带来或强化了某些新气象、新话语、新观念的同时, 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丰富而广阔的研究空间, 也回避了学术发展创新的更多可能。而且这种难堪的局面竟然持续了30年之久, 包括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研究其他领域在内的多个人文学术领域, 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伴随着多个领域出现的回顾反思、痛定思痛思潮的兴起, 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重新反思既往的学术经验教训、回顾总结过去几十年研究情况的思潮和行动。这种自觉意识和学术努力对于新时期以来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与近代文学其他领域的重整旗鼓、重新建设, 确为题中必有之义, 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其二, 对于传统学术方法的重视与回归。数十年来, 由于传统思想观念、学术方式与方法经常性地处于被轻视、排斥、拒绝甚至被仇视、批判、抛弃的境地, 而拟想当中的所谓全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又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建立, 遂使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诸研究领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传统方法被抛弃、遗忘, 而曾经拟想、盼望之中的新社会中的所谓新方法又没有得到很好地建立和应用的两难处境之中。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旧的已去、新的没来、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的形成和长期延续, 对包括近代文学研究在内的多个人文学术领域也造成了相当明显甚至严重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90年代以后, 近代文学研究界才重新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知人论世”“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的方法, 目录、版本、校勘、辑佚、注释相参照的方法, 等等, 对于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诸多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与不可或缺性, 也才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在包括近代文学研究在内的现代人文学术建设发展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前提性意义和价值。这种回顾性反思、复归式转向对于近代文学研究方法论、学术观念与学科建设、研究成果及水平价值的启发性、引领性意义, 是历经多年艰寻、困惑迷失、两难困境之后方始认识得愈来愈清晰准确, 从而才有可能更加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纠正偏差、重新探索、继续建设的努力。

其三, 对于西方近现代学术方法的主动借鉴与合理运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 随着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这一双向文化进程的艰难发生、强势发展并形成洪大潮流, 以欧美、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而且是日益深入、欲罢不能、不容抗拒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研究领域也自然不能不如此, 其间虽时有停顿、关闭、倒退、冒进、调整等诸多变化、种种现象的发生, 但这一总体趋势却是一气贯注、无法抵制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研究, 在总体上也经历了学习苏联、欧美、日本及其他国家先进研究方法、学术经验的历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近代文学研究界逐渐摆脱了单一效法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所造成的局限性, 开始愈来愈多地关注更加广阔的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多种研究方法, 以至于在1985年前后、2005年前后等几个时段, 还出现了“新方法年”“方法论年”等说法。虽然并不准确, 却可以反映当时学术界对于研究方法、学术观念变革创新的关注和热情。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文学术界不仅努力引进、多方尝试多种西方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甚至大胆将一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观念、方法运用于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之中。在这种文化背景和学术氛围的鼓舞下, 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研究诸领域也出现了尝试运用西方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观念与方法, 积极开展学术研究、进行学术探索与创新的努力, 从而明显改变了多年来学术观念僵化、研究方法单一、学术成果浅薄的局面, 冲击了某些陈旧保守的旧习惯, 带来了创新发展的新动力, 并给这一颇显冷清、沉寂多年的学术领域带来了新风气、新空间和创新发展的新可能。

其四, 探寻适合自身学术领域和学术对象的恰当的研究方法的可能性。从学术观念的变革进步、研究方法的丰富完善、学科建设的增强提升等方面来看, 一味的复古, 试图回归到从前和既往, 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一味的趋新, 试图变成他者和外国, 也同样是没有可能的。一条可以深思并努力探寻、也可能走出一片学术天地的路径, 可能是在借鉴吸纳、综合运用古今中外多种学术观念、研究方法、学术经验的基础上, 探寻一条适合研究者自身、同时适合自身研究领域的恰当的研究方法。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高远、难以企及的目标, 但这种具有理想性色彩的追求, 专业研究者不应当意识不到, 更不应当放弃思考的机会和探索的勇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研究, 在积极探索研究路径, 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丰富调整、更新完善学术观念方面, 迈出了比较坚实、颇有成效的步伐, 反映了新时期以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观念、研究方法、学术品位、研究水平等方面取得的明显进步。尽管在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诸领域研究方法、学术范式的个性化与普遍化、学科性与通用性等方面的探索还是相当初步的, 真正既有传统性又有现代性、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既属于本领域又对相关领域有启发性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尚未形成或建立, 但这已经是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近代文学诸方面研究中最具有建设性和启发性、前沿性和创新性的一个时期了, 取得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为未来的学术进展、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学术视野与研究领域方面来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诸领域研究, 在总体上朝着学术视野逐渐深化和拓展、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和开拓的方向发展, 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这一领域的学术变革和研究进展。这种变革和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 传统领域的深化和细化。随着新时期的到来, 一些已有较多研究、具有相当研究基础的传统研究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提升、细化发展的机会。如近代传奇与杂剧、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曲、早期话剧、代表性戏剧家及其戏剧创作、弹词等主要说唱文学样式等方面的研究, 都在这一时期得到较充分的发展, 不仅加强了本领域的研究基础, 推动了一些基本问题、重要现象的研究进展, 而且为近代文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借鉴和帮助。

其次, 新兴领域的开拓与探索。这是新时期以来又一个值得欣喜的变化和进步。由于学术观念、研究方法、文献资料、学术交流的变化和丰富, 一些以往未被充分关注或未能充分意识到的理论问题或创作现象, 也愈来愈多地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 并逐渐开展有一定水平的研究, 成为这一时期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进展深化的一个有力证明。比如对京剧兴起与成熟时间的重新认识和修正、对地方戏曲剧种班社活动与不同戏曲剧种之间影响关系的探寻、对早期话剧的兴起与日本新式演剧之间关系的探究、对新兴话剧与传统戏曲之间关系的考察等, 都可以视为更新学术观念、开拓学术视野、拓展新兴领域的自觉努力和由此带来的新成果。

再次, 边缘或交叉领域的兴起。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兴起经常是学术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特别是对于比较传统、正统的学科或学术领域而言, 适时适度的疆域开拓、与其他相关学术领域的互鉴共生就显得尤为有效。新时期以来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就比较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作为近代文学众多文体之一种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体形态研究、近代报刊文献与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与其他文体的渗透影响研究、作为文学家创作整体中一个组成部分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与近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关系研究、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与不同区域文化形态关系研究、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与都市文化兴起之关系研究等方面, 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反映了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在观念更新、视野扩大、学科拓展、建立边缘特色与优势、探索交叉融通可能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也表现出一种建设发展、创新超越的努力。

最后, 域外近代文学文献与海外汉学相关研究的主动借鉴和引入。随着国际人文学术交流的深入发展, 域外汉学越来越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这种影响也自然反映到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其他文体研究领域, 从而在学术观念上、研究方法上、甚至在学术话语方式上对近代文学研究产生日益明显的影响。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者对于域外近代文学文献的关注与近代文学各领域的情况类似, 而对于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近代文学、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的研究成果, 表现出愈来愈自觉地关注、愈来愈主动地吸纳的趋势。而且, 通过学习参考、借鉴吸纳海外汉学研究中有关近代文学、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成果, 可以在具体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中更新我们自身已经习以为常的某些学术观念, 重新思考和探索新时代背景下、新学术目标下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各文体与诸领域创新发展、提升水平、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可能性和有效途径, 同时也是在探寻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诸领域研究走向国际化的可能性。

第五, 专业研究队伍的壮大和中青年研究队伍的建设与成长。研究队伍建设对于学术研究的正常开展、学术成绩的取得和认同、学术传统的有效传承, 对于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具有的根本性、恒久性、可持续性意义, 是显而易见的。而人才的培养、学术的传承、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总是指向更高、更远、更加美好的未来的, 因而年轻一代研究者的培养造就与自我历练成长、从崭露头角到成为主导性力量, 对于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来说也是极为关键的, 甚至可以将此作为衡量一个研究领域水平高下的重要指标。对于向来并不怎么繁荣、并不那么兴盛的近代文学、尤其是其中更不景气、不处于主流地位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而言, 专业研究队伍的壮大、尤其是中青年研究队伍的建设和成长, 就显得至为关键;甚至可以说直接关乎整个近代文学研究的兴衰起伏、建设发展大局。

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不重视几乎所有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甚至对之多有破坏颠覆, 疏于专业研究队伍建设、研究队伍断层严重、青黄不接, 甚至出现零落破败、难以为继的苦难和艰难历程之后, 新时期以来, 由于高考的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恢复及其他教育形式的有序开展, 包括近代文学研究在内的多个学科领域的专业队伍建设得到有效恢复、扎实建设和显著发展。在这种有利于人文学术建设与发展的总体背景和文化氛围中, 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乃至整个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得到有效建设和长足发展, 特别是比较健康、有序地走向了专业化、年青化的道路。老一代研究者继续开展研究、发表或出版成果, 同时着力培养年轻专业人才, 中青年研究者得到精心培养、迅速成长, 初步形成了以老带新、新老交替、传承有序的良好局面, 保证了近代文学研究队伍建设的平衡发展和壮大提升。

这种重大变化,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比较清晰的认识:从年龄和性别结构来看, 在年龄结构上, 基本上朝着年轻化的方向发展, 一些研究者在30岁左右或稍长, 在专业素养和学术水平上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成熟, 在某一论题或一些方面就已经取得了值得注意的学术成绩, 并显示出可以期待的发展潜力。在性别构成上, 较之以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最突出地表现在女性研究者愈来愈多的趋势, 在相关研究领域表现出颇为强劲的学术实力和发展空间。

从学历与学科结构来看, 在学历结构上朝着博士化的方向发展, 许多研究者都经受过正规、良好的专业教育并取得博士学位, 还有一部分研究者至少是新时期以来正规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毕业。近代文学研究者中, 博士学位获得者所占比例愈来愈高。在研究者的学科结构上, 逐渐朝着兼容并包、丰富多元、交叉复合的方向发展。由于近代文学学科归属的复杂性或难以确定性, 有的归属于中国古代文学, 是其中的最后一个研究方向, 有的归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是其中最初一个研究方向。这种似乎有点两难的处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实际上获得了兼顾古今、左右逢源的可能性。进入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许多研究者经常带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与学术优长, 这种颇为健康、开放的局面对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建设发展、尤其是研究队伍的建设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有的研究者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出发, 有的研究者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出发, 也有的研究者从中国古典文献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出发, 共同走进近代文学研究。还有的研究者从中国史、世界史、哲学、外国语言文学、戏剧戏曲学、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学、美术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出发, 进入或兼顾近代文学研究。这种多学科、多领域的自觉加入和共同参与, 从而使近代文学的研究队伍得到明显壮大, 学术水平和实力显著增强, 学术影响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从研究者所在单位和地域分布来看, 呈现出研究者所在单位日益丰富多样、区域分布愈来愈广阔合理的趋势。在研究者所在单位方面, 许多研究者主要来自各大学和科研院所一些知名大学、知名研究机构的学者的积极加入, 显著改变或优化了近代文学研究者的结构构成, 改变了以往经常出现的以边缘性、一般性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的研究者为主的成员构成格局。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研究者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个不可或缺少的组成部分, 也愈来愈充分、愈来愈深入地参与到近代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来, 一些外国研究者也愈来愈多地参加中国国内的近代文学研究会议及相关活动, 对于海内外学术交流的积极促进作用也日益明显。在研究者的区域分布上, 在以往的近代文学研究主要力量比较集中于部分省 (市区) 这一基本局面的基础上, 新时期以来, 总体上朝着区域分布愈来愈广阔、分布渐趋合理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一些区域的研究优势和特色得到进一步彰显, 学术地位得到进一步确定, 不同区域、不同团队之间, 初步形成了共同发展、优势互补、彼此促进的良好格局。

可见, 新时期近40年来的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诸领域研究, 虽然仍不时出现某些本领域难以控制或避免的起伏、摇摆和停顿, 但在总体上是在回顾反思、吸取经验、重新出发、建设发展的道路上比较健康地进行着, 在大方向上朝着建设、发展、提升、交流的可喜方向进步, 取得了突出成绩, 确立了学科地位, 显示了发展潜力。可以说, 这将近40年的时间, 是近代文学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专业方向、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长期探索前行、建设发展历程中最全面、最可喜、最有成绩、最值得庆幸和怀念的一个时期, 也是最足以代表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文学研究学术成绩和预示未来发展可能的一个时期。

二、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研究中尚存在的不足和出路

回顾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近70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新时期以来近40年的近代文学研究经历, 似乎可以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不自觉到自觉、由自我认同到他者认同等词语来概括这段非同寻常的学术史历程。在这不平凡的学术史历程中, 有涓涓细流的汇聚壮大, 有风雨兼程的执着坚守, 有峰回路转的波澜壮阔, 也有社会形态转换、思想文化变革之际的矛盾困惑, 更有从中国传统学术到近现代西方学术接触交融、转换生新之际的苦闷彷徨、艰难蜕变和不懈探求。作为近代文学总体研究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侧面的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研究的发展轨迹, 与整个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相同, 也是这一颇具学术史意味和学术象征意义的学术过渡与转换、创新与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 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虽然包括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在内的近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颇为突出、令人鼓舞的成就, 但与建设发展更加充分的中国文学史其他研究领域、中国戏剧史与说唱文学史研究其他方面及相关人文学术研究领域相比, 或者从更加理想的期待、更加高远的理想的角度进行冷静观察、深入思考, 就不得不承认, 目前的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研究乃至近代文学其他研究领域尚有待完善、尚未能尽如人意之处还所在多有, 有的方面还存在一些相当突出的问题, 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滞后、弱小、边缘和地位不高、影响不大的困境。

从学术史经验教训、目前研究现状和未来可能发展变革方向的角度来看, 新时期以来直至目前的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研究乃至整个近代文学研究对于学术传统的继承弘扬、转换生新、建设发展, 尤其是尚明显存在的缺陷或不足, 以及有可能避免产生或延续这种局面、改变和解决这种现状、修正完善这些问题的可行路径、努力方向, 似乎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若干思考和初步探讨。

第一, 与可以估计的文献储备情况和具有的学术可能性相比, 文献资料的保护、发掘、整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利用程度尚显不足。对于近代文学这样的人文学术领域来说, 基础性文献资料的根本性、持久性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建设发展来说, 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保护和运用应当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包括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在内的近代文学, 在文献资料上的一个突出特点, 就是其大大超出想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以及与整理发掘不足、利用不充分的现实情况密切相关的珍稀性和濒危性。虽然新时期以来在文献资料上已经取得了多项突出甚至堪称杰出的成绩, 表现出空前的学术魄力和文献积累胆识, 有的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可以作为近代文学文献积累与建设的显著标志。但是, 由于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积累并不深厚, 文献发掘、整理、保护和利用的连续性、系统性、规划性、整体性并不强, 与目前已经掌握的有关文献线索、可以预期的学术空间与可能性相比, 在近代文学尤其是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方面所进行的文献积累工作实在仍然不多, 与相关领域的文献储备和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的需要相比, 仍然明显滞后, 远未能适应和满足本学科领域及相关学术领域的期待和需求。

第二, 研究内容和范围的拓展虽较为明显, 而对于某些核心问题、关键问题、重要文学史现象的内涵发掘、深度考察不够, 外围性研究有余而核心性研究欠缺, 对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论性、创新性、规律性研究、概括与阐释严重不足, 存在明显的乏力感和肤浅化倾向。对于许多人文科学研究领域来说, 与文献资料密切相关、或者说是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另外一翼的理论研究, 经常可以代表该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近代文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也不能不如此。新时期以来的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研究在经历了颇为曲折艰难的拨乱反正、步武前贤、重拾传统、扎实建设、转换创新等过程之后, 近年来一个非常明显的发展趋势就是努力向自身的外围、向相关领域、向其他方面进行疆域的拓展, 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 也应当清醒地意识到, 不应该因此而忽略或回避对于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近代文学诸领域核心问题、重要现象、主导趋势的关注和研究, 特别是不应当放弃或失去对之进行理论分析、概括总结、规律性探讨的学术意识和抽象能力。在近年来的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近代文学诸领域研究中, 恰恰存在着这种疆域开拓有余而内涵发掘不足、外围拓展有余而核心探究不足、现象描述有余而理论分析不足、关系考察有余而性质判断不足等突出问题。这种现象的不断出现和持续存在, 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限制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乃至整个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位、理论水平、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

第三,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基础相对薄弱, 某些时期学术风气的急剧变化或急转直下, 某些研究者知识结构不够完善且未能及时调整优化, 学术超越意识和创新能力不足或欠缺, 仍然存在着研究方法单一、匮乏, 思维方式僵化、思想观念老化的问题, 难以适应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及多方面问题对研究者提出的更高要求。创新发展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和常新价值之所在, 自我超越是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乃至整个近代文学研究都不能不如此, 至少不能缺乏这种创新发展、不断超越的意识, 不应该放弃朝着更高远学术目标努力奋进的信心和动力。实际上, 新时期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但是不能不清醒地看到, 与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与说唱文学史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 与近代文学学科建设发展对有关研究者提出的要求相比, 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 有的方面甚至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学术观念的陈旧老化、研究方法的简单单一、创新能力的低下萎缩、研究成果的价值不高和难以持久, 等等, 都是目前必须清醒面对、认真反思并寻求摆脱或解决途径的紧迫问题。新时期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道路, 主导性、标志性研究者的新老交替、更新换代早已完成。在这种内部学术环境和外部文化背景下, 假如在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研究和近代文学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仍然停留在此前多年、曾经习已为常的某些观念和水平上, 采取以不变应万变、我行我素、自说自话的心态和做法, 显然不能适应学术创新发展的需求;甚至可以说, 这样的所谓研究是不可能有什么学术价值和贡献的。毋庸讳言, 在新时期以来直至目前的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研究乃至整个近代文学研究中, 这种令人堪忧的现象仍然不时可以见到。这种局面明显限制和影响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发展能力和生机活力, 更加直接地制约了向更高水平提升的内在动力和可能性。

第四, 某些研究的材料运用与理论创新的关联度不高, 一般性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但真正的学术贡献和研究进展并不显著, 特别是密切结合具体丰富、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进行理论概括、抽象提升的意识和能力均颇为不足、明显匮乏。文献运用和理论分析是人文学术创新的两大基础, 近代文学研究也自不能例外。在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研究和近代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 存在着某些不能尽如人意、不利于学术进展的现象。比较突出者如:有的研究过重文献资料, 特别是稀见资料、独家文献的列举、展示和运用, 而缺少对于文献资料的有效运用、合理阐述和理论分析, 颇有为文献而文献、为材料而材料的倾向;有的研究过重理论阐述, 特别是刻意搬用某些西方理论观念、新式名词术语, 而缺少对于这些理论观念的前提、逻辑性、适用性的考察, 颇有拿来主义、名词轰炸、为理论而理论、为方法而方法的味道;也有的研究在文献资料的运用和理论观念的阐述之间, 未能找到具有适用性、启发性的契合点和应有的学术相关性, 因而出现材料运用与理论分析之间明显不适合、严重割裂的尴尬局面。这类研究初看起来似乎颇有新意, 实际上不论是在文献资料的运用上, 在理论观念的阐述上, 还是在文献资料与观念分析的结合上, 都存在相当明显甚至颇为严重的缺陷或失误, 在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上也存在颇可怀疑、质疑的缺陷或失当。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是, 部分研究者学术视野过于狭窄, 学术规范意识不强, 学术起点不高, 虽然可以发表或出版若干研究成果, 但是实际上却不能、也无法做出真正的学术贡献。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初入学界的某些年轻研究者身上, 假如方法恰当、路径正确、扎实刻苦, 相信假以时日, 经过努力、历练和提高, 是有可能改变这种不利境况的。也有个别年纪并不很轻的研究者, 虽然已具有多年的学术经历, 也发表或出版了若干研究成果, 甚至在学位、职称方面也达到颇高的程度, 但是在其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这种于学术进展明显不利的状况。这是应当值得年轻研究者认真明辨并引以为戒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近年来近代文学及相关专业方向研究生招生数量规模的不断发展、持续扩大, 出现了某些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专门性有余而开阔性不足的情况。在研究的有理有据与一厢情愿、恰切允当与畸高畸低、有效创新与作意好奇、踏实探求与哗众取宠之间的认识和选择, 是相当一部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作者未能直接面对、认真思考、妥善解决的突出问题, 尤其有必要在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过程中应当充分注意的突出问题。这种情况的存在, 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研究生论文质量、研究水平、学术贡献的问题, 而且已经是涉及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术观念、治学方法、研究态度、学术风气和学术理想的重要问题。

第五, 扎实积累与有效推进、回顾反思与创新发展、沉潜探究与成果呈现之间的关系失衡, 对以往已有若干研究并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某些习以为常的认识和观点进行学术史回顾反思、进行经验教训吸取的意识和能力明显不足, 明显限制了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近代文学研究其他方面的建设与发展。厚重扎实的学术积累是进行有效的学术推进的基础, 对既往学术史进行认真回顾反思、合理吸取经验教训是进行创新发展的前提, 执着探索、深入思考、沉潜涵泳是适时适当地发表或出版有质量成果的保障。这也是人文学术研究过程中并不深奥的道理。但是, 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其他领域的实际情况却没有这些道理这么浅显简单。由于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近代戏剧及说唱文学、近代文学诸研究领域中仍然存在着学术积累尚明显不足就急于推陈出新、对既往学术史经验教训反思不足、认识不清就急于寻求创新发展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所谓继承和发扬、创新和发展, 显然是没有什么学术根据的, 也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学术贡献的。这种现象的存在, 对于近代文学研究的传承创新、长期建设和持续发展来说也显然不利。特别应当强调指出的是, 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近代文学研究历程中某些特殊时期出现的明显偏颇、失误和不应有的停滞、倒退, 以及这种种意外情况带来的恶劣影响、给真正的学术研究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其中的经验教训, 后来的研究者应当具有直接面对、深入反省的勇气, 而不应当失去或放弃对这一切进行冷静深入的反思、认真彻底的清理并记取应有经验教训的意识和能力。对于学术研究的进展和学科领域的建设来说, 对于以往成就、进步、贡献的评估、弘扬、光大当然重要, 与此同时, 对于那些失误、败笔、缺憾的认识和纠正也同样必不可少。这是保持应有的独立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基本保障。这一点, 今天的新一代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近代文学诸领域的研究者们尤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第六, 中国近代文学与其他学科、相关领域的切磋交流意识不强、不够充分深入, 明显限制和影响了自身研究水平、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的扩大与提高。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作为整个近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组成部分, 基本情况也大致如此。比如:中国近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近现代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国新闻出版史、中国报刊史、新闻与传播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交流、交叉和协同研究尚有不足, 或者缺乏足够的自觉性和自我意识, 或者缺乏应有的学术自信与交流能力, 或者对其他研究领域不够了解或不屑一顾, 如此等等, 造成近代文学在人文科学及部分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一直处于比较边缘、被动的位置。这种自我满足、固步自封的状态在很多时候限制了包括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在内的近代文学多个研究领域的实质性进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学术影响力的有效提升。从所处时间阶段和空间位置的角度来看, 近代文学处于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特殊阶段或位置, 这种特殊的时间阶段和空间位置也可以用亦中亦西、亦古亦今来表达。这种时间和空间特点, 实际上赋予了近代文学以许多独特性和优越性, 同时也对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特殊或更高的学术要求。其中由于研究领域的跨越性、兼容性、转换性和综合性特点而赋予近代文学的中西冲突、古今转换的独特文化处境, 必然要求近代文学研究者具有尽可能开阔的学术视野、完善合理的知识结构、兼顾中西古今的学术能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高的要求, 也是不易企及的学术境界。这一点, 今天的年轻一代近代文学研究者也有必要引起足够的注意。

第七, 崇尚学术真理的精神未能充分发扬, 学术自由、平等对话的习惯尚未养成, 学术交流与学术讨论尚不够充分且不够深刻, 明显限制和影响着近代文学研究的进展与水平, 也影响着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氛围。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领域的基本情况也大致如此。长期以来, 与人文科学研究的许多其他相关领域一样, 近代文学研究界缺少真正具有学术精神和学术价值的深入讨论, 也缺少进行深入贴切、平等自由的学术对话和论辩的习惯, 似乎不愿意、也不习惯进行平等认真、有学术内涵的学术讨论, 很难形成以追求学术真理为目标、秉承实事求是精神的学术文化生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毫无学理根据、毫无学术意义、不讲道理、话语霸权式的“大批判”的荒唐与荒诞及其恶劣影响暂且不论, 新时期开始的80年代前中期, 由于学术界内部与外部情况还比较简单纯粹、研究者内心也比较热诚单纯, 近代文学研究界还可以见到一些有一定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比较平等自由的讨论和对话, 对近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整旗鼓、重新起步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可惜这种局面只开了头, 仅仅几年后就随着某些外在条件和环境的巨大变化而草草结束了。90年代中期以来, 包括近代文学研究在内多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外部氛围、内部风气、基本条件和学术标准、行为习惯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自由民主的学术讨论、平等诚恳的学术对话迅速发生改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近十几年间, 由于学术风气、文化环境发生的诸多变化, 许多研究者乐于、习惯于称赞式、褒扬式、有时甚至是以自我表扬、互相表扬为主要方式和共同目的的吹捧式讨论, 真正具有思想深度和启发价值的平等的学术商讨、对话和争论极少见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延续, 显然不利于近代文学研究的正常进行和深化进展;而且这种局面的负面影响,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得愈来愈明显。这是今天的新一代近代文学研究者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无法逃避并必须坦然面对的, 并在此基础上认真思考和探索改变这种令人堪忧局面的可能性和可行路径。

上述种种不能尽如人意情况的出现和某些令人担忧局面的存在与延续, 并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近代文学研究本身的问题, 而是涉及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整体风气、学术品格的多方面因素构成的突出问题。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近代文学诸领域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经常成为不处于主导地位、不处于主流位置的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部分, 无论是进步、成就、贡献与影响, 还是落后、缺陷、局限和遗憾, 都不是最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 也恰恰是这种边缘性、非主流性和非主导性, 使近代文学研究可以具有保持某些自在性、自主性的时间与空间可能。因此, 近代戏剧与说唱文学研究可以从这一独特角度反映整个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及其间的经验教训,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与说唱文学史研究历程中的时代变迁和学术转换, 因而也就可以获得更加广阔的学术史意义。这也恰恰是站在今天这个时代学术的角度, 回顾反思那段距我们并不遥远而启发深刻、仍然可以休戚与共的既往的学术历程并从中得到启发教益的主要用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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