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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3-11 10:21

科学小品 (scientific essay) 亦称科学小品文, 它借助文学写作手法, 将科学内容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 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 有短小精悍、通俗易懂、语言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的特点, 深受大众喜欢。科学小品作为一种书写方式, 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 “我国刊物上登载科学小品确实从《太白》半月刊开始。《太白》半月刊自始就以刊行科学性进步的小品文为自己的任务”[1]。《太白》半月刊首设“科学小品”专栏, 聚拢并形成了以周建人、顾均正、贾祖璋、刘熏宇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科普作者群体。此后, 科学小品作为一种书写方式, 在现代期刊、著作中被不断再生产, 成为大众科学教育的先锋。1935年, 生活出版社、开明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各种“科学小品集”, 为科学大众化、科学救国、科学普及提供了可观的典范文本, 不仅直接汇入大众语运动浪潮中, 并作为一种科学书写正式嵌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生物教科书中。既往学界研究成果多从文学、文艺、教科书角度对此予以解读, (1) 甚少对如何形成做一详细的历史演绎;涉及科普教育的, 对代表人物之一的周建人却是一句带过。 (1) 揆诸史实, 在《太白》存续的1934—1935年期间, “科学小品”专栏共发表66篇文章, “真正称得上科学小品的, 在《太白》科学小品栏目中共发表有42篇”[2], 其中周建人以“克士”笔名发表19篇, 占了45%之强。实际上, 周建人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辑, 除主编动植物教科书外, 还在《东方杂志》、《自然界》、《中学生》等杂志上发表数百篇的科学小品, 之后几十年里, 他一直坚持科普创作, 发表、出版了大量科普著作或译作, 晚年还呼吁思想革命, 认为中国大众太缺乏科学素养, 亟须普及科学、破除迷信、转变思想, 搭建了一幅融合时代共性和个体特性于一体的科学教育知识图景, 这些却甚少引起学界关注, 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有鉴于此, 在周建人诞辰130周年之际, 笔者结合相关研究成果, 对其科学小品构建的科学教育知识图景做初步探索。

一、科学小品、花鸟虫鱼及文章风格

周建人初名松寿, 字乔峰, 1888年11月出生于浙江绍兴, 排行第三, 上有周树人 (鲁迅) 、周作人两位胞兄。作为兴房第三子, 因从小体弱, 两位兄长笔下沉默严肃的祖父、父亲对他甚为宽容, 而靠典当祖产过日、豢养大量“花鸟鱼虫”的十五曾叔祖、熊三叔祖在童年松寿眼中, 都是“有趣的人”[3], 各种奇花异草、鸟兽虫鱼给他提供了直接观摩机会, 留下了深刻的童年记忆。因两位兄长均在日本留学, 周建人初级学堂毕业 (2) 后没有再继续升学, 留在母亲身边侍奉尽孝, 先后担任修身、习字和博物学老师, 做过小学堂校长, 因勤勉敬业受到省视学“通令嘉奖”[4]。教书之余, 周建人还长期坚持自学植物学、英文, 他在担任塔子桥僧立小学堂校长的六年时光里, 暑假的最大乐趣就是采集植物制作标本, 绍兴城里的塔山、蕺山、附近会稽山、吼山等, 都成为他探索的宝地, 不仅使得他对南方各种植物极为熟稔, 而且原本瘦弱的身体也慢慢强健起来。[3]大哥鲁迅经常从日本寄回英文版的植物类书籍, 升叔辅导的英文派上大用场;鲁迅归国后, 利用闲暇弟兄相伴采集标本:“我以前独自采集和制作过一些标本, 搞得不好, 也没有分类。拿给大哥看, 大哥说, 分类一般地可以说是科学的开头。”[3]鲁迅在教育部谋职之后, 不断搜集新书, 如《自然史》、《物种变化论》、《矿物学》等, 支持周建人继续自修。[7]应该说, 家族家庭的文化氛围, 青少年时期的刻苦自修及大哥、升叔提携, 均为仅有初级学堂学历的周建人提供了成长的力量, 支持他用“书本里的知识”武装自己, 自学成才。

1919年12月底, 时年31岁的周建人离开故乡, 踏入一个有别于绍兴的外部世界。经大哥推荐, 周建人于1920年进入北京大学旁听科学总论、哲学等课程;1921年10月, 他受同乡章锡琛邀约, 赴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 担任《妇女杂志》助理编辑;1925年, 因“新性道德号”风波, 周建人转至编译所, 编辑中小学动植物教科书、自然科学小丛书;1926年, 他兼任《自然界》主编, 以“松山”、“高山”、“乔峰”、“克士”等笔名, 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600余篇, 提倡妇女教育、现代婚恋及儿童教育, 普及科学常识。作为《自然界》主编, 从第五卷开始, 周建人力主开辟“趣味科学”栏目, 专门刊载生物方面的科普文章, 并亲自撰稿158篇 (以编者名义撰写的不计入) , 代表性的有《柞蚕和府绸》、《说竹》、《常见的显花植物》、《中国的食肉鸟类》、《蝗虫习性的新观察》等, “‘趣味科学’可以说是‘科学小品’或‘科普文章’的原始名称”。[8]换言之, 在周建人成为《太白》“科学小品”专栏主要撰稿人之前, 他已经发表了大量类似风格的文章, 为科普教育书写方式的多面相做了充分铺垫。

1934年9月, 在大众语运动推动下, 拥有朱自清、郑振铎、郁达夫等11位编委会成员, 艾芜、巴金、冰心、丰子恺等68位特约撰稿人队伍的《太白》半月刊创刊, 陈望道任主编, 创设“科学小品”专栏, 刊登小品文和相关理论, “着力提倡大众语运动”。[9]在《太白》引领下, 采用通俗“大众语”书写、文艺大众化赢得广泛舆论支持, 《读书生活》、《中学生》、《妇女生活》、《通俗文化》开始刊登科学小品, 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中华书局等陆续推出科学小品集 (1) , “在科普期刊和小品文杂志的共同助推下, 科学小品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盛行起来。科普界利用科学小品, 找到了科学知识大众化、普及化的一种有效形式, 文学界通过科学小品, 找到了小品文创作的一条新路子。作者在叙事、议论、抒情中介绍知识, 读者在小品中了解社会、人生与科学知识。科学家和文学家终于走到了一起, 科学与文学实现了第一次‘联姻’, 共同创造了科学小品的初步繁荣”。[2]周建人与顾均正、贾祖璋、刘熏宇的四篇文章作为《太白》创刊号“科学专栏”面世, 其《白果树》被放在卷首。

因童年兴趣和职业影响, 周建人的科学小品题材集中在“花鸟虫鱼”领域, 他的笔调温和细腻, 富有乡土色彩和民俗风味。[11]《白果树》颇具代表性。

“白果担子挑来歇下, 便发出镬子里炒白果的索朗朗的声音来, 卖白果的人一面口中唱到:‘糯糯热白果, 香又香来糯又糯, 白果好像鹅蛋大, 一个铜板买三颗’!”一幅热闹的市井买卖画面感扑面而来。“上海秋天虽然各处卖热白果, 但是白果树却很少见的。我的故乡有很大的白果树。它又称银杏, 有些讲花木的书上又叫它公孙树。意思是说它的成长很慢, 阿公种植的白果树, 须到孙子手里才开花结子, 日本的植物书上便常用这名称的。它在科学的名字是叫Ginkgo bilopa, 它是植物界中的老古董, 它的系统直从中生代的侏罗纪传来, 到了现在, 只剩了它一种了。中国是它的故乡, 普通只见它种在庙宇寺院里, 有些植物学者疑心现在已没有自生的白果树了, 米耶尔 (Meyer) 虽说浙江山中还有自生的, 但是别有些人却不相信他的话”。[12]

寥寥数语, 将白果树的名称、历史、产地以及国内种植区域、是否有野生的争论交代清楚, 让读者在生活化的语言中触摸科学知识。《桂花树和树上的生物》依照时令围绕桂花树和树上生活的蝉、蚂蚁、螳螂、尺蠖、果蝇等生物, 徐徐展现“我”幼年的生活场景:

“我幼时住过的房子里有三株桂花树, 两株种在卧室窗外的天井里, 一株是在客室外面的小园里。它们已经是久年的大树, 干上生满了青苔, 上部又生了瓦苇……这桂花树的根下是蝉的生产地, 每年夏天, 每天晴朗的夜间, 总有几个长成的蝉的子, 穿通坚硬的泥土, 爬上树干几尺高的地方, 裂开背上的皮壳, 蜕出新蝉来;如果一路平顺, 没有阻碍, 待白色的新蝉停立片刻, 变成深色后, 便振翅飞去。”……“我在清晨的时候, 常见初出壳或未完全蜕出的蝉, 被蚂蚁咬的焦头烂额, 或已死去, 或者还能够微微挛缩”。“桂花树上既有蝉, 就也有食肉的螳螂上去找寻食物”, “有一回我看见一只螳螂, 从桂花树的低枝上飞到地上, 接着有一只雀追来, 螳螂立刻举起前足, 见雀啄来时, 霍地闪过, 两把钩刀劈头抓去, 竟像学过拳术似的, 但是究竟体力相差太远, 结果是它牺牲了生命, 然而勇气终究是可嘉的。[13]

写的生动风趣, 准确细腻, 贴近儿童的视角, 极具生活情趣。

中国《诗经》中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传统, “兴、观、群、怨”之余, 知识性、趣味性也是追求目标。科学小品作为文艺与科学相结合的一种交叉体裁, “是文学、哲学和科学的合金, 具有综合的性能, 是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14]。“周建人的科学小品文风朴素, 如谈家常, 如一盆清淡的水仙, 如一轴素雅的水墨花草画。他常常从幼时的回忆, 从身边的琐事谈起, 渐渐将话题引入科学。”[15]他用文艺的笔触, 在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中书写科学教育。实际上, 无论是采用记叙、议论还是说明文体, 周建人的科学小品所侧重的, 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生动形象的知识性介绍与讲解, 不求表述完备与专业, 强调通俗的大众化语言与文学性表达的勾连融合, 科学审视与生活追忆合二为一, 读者在一篇篇优美的、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厚的短文中获取科学知识, 这正是科学小品之妙处, 也是周建人所追求的科学教育书写方式的初衷所在。

二、朋辈效应、科学知识与大众教育

周建人科学书写方式的形成, 与同时期科学小品作者群有着密切关联, 展现了一批浙籍知识分子对科学想象的变化和集体追求。《太白》两年发表的42篇科学小品中, 内容涉及动植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天文学、物理学、数学、逻辑学以及科学哲学等, 篇幅一般1 000~2 000字, 最多不超过3 000字, 大多是一事一议, 夹叙夹议, 因作者学识、专长及职业差异, 内容不一, 但总体而言, 着眼大众日常生活经验、文风文艺形象, 向大众传递积极的人生态度, 陶冶情感, 宣传、普及科学知识是共同旨归。

贾祖璋在《萤火虫》还专门引用质朴儿歌:“萤火虫, 夜夜红, 飞到天上捉牙虫, 飞到地上捉绿葱。”[16]形象、精炼地概括了文章的主题;《鲫鱼》以“俗语说:‘杨柳放梢, 鲫鱼上钩’”[17]民谚开篇;《啄木鸟》中引用古诗《啄木儿》, “丁丁向晚急还稀, 啄遍庭槐未肯归。终日为君除蠹害, 莫嫌无事不频飞”[18]。顾均正引导读者用想象的方式感受抽象的“昨天在哪里”:科学家假设有人能比光走的更快, 那么“他一定可以追上前去, 回头来看见许多颠倒的事情, 他能够看到自己从壮年人变作少年人, 由少年人变作婴儿……一切都像倒映的活动影片一般。这时候假定他再站定了下来, 那末他一定可以看到自己再由婴儿变成少年人, 由少年人变做壮年人, 一直到看见自己飞到自己站定的地点为止。这虽然只是一个想象, 但很可以使我们了解‘昨天在那里’这个有趣的问题。”[19]刘熏宇则用“鞋匠白昼见鬼”的坊间新闻, 说明中国科学、研究科学和科学家之间的断裂:“研究科学为的是成科学家, 已成科学家不用再研究科学, 所以中国永远没有真的科学。”[20]他用“白昼见鬼”的坊间异谈, 诠释真正科学教育应从大众教育做起, “不然你尽管把飞机、无线电说的有条有理, 总及不来封神榜、七侠五义之类的神通广大, 而免不了依然白昼见鬼”。[20]

可以看出, 《太白》作者群体大力倡导的“科学小品”, 实际上是在建构一种去繁复术语、去枯燥文字的大众科学教育知识图景, 他们善于运用民谚、俗语或者诗歌, 甚至坊间传闻, 一洗科普文字说教的沉闷, 利用读者已有的知识储备、身边故事, 将新的科学知识形象、简练地对接进来, 营造出新的知识图景, 令人耳目一新。

科学小品不仅“是用故事的形式演进科学的知识”, 还是一种大众化的“阶梯”。[22]科学小品的大热, 是针对“中国今日一般科学知识的贫乏事实”和“教科书式的学校教育”弊端而起, “那些繁复的术语, 那些枯涩的文字, 那些没有别人讲解就看不下去的解释”, 造成了科学与大众教育之间的藩篱, “科学小品在教育大众上的最大任务, 第一在引发他们对于科学的兴趣, 第二在告诉他们一种活的科学知识”。[23]周建人在20世纪60年代对科学教育进行再思考时专门指出:“故乡有句老话, 叫做‘水涨船高’, 这句话也可应用到群众与专家之间的关系上来。专家的知识既从群众中吸收来的, 如群众的知识不高, 专家的知识往往也不可能很高。由此可知, 要使国内科学发达, 还必须培养群众, 使之程度不断地提高。”[24]这段话朴素地阐述了精英科学与大众教育之间的关系。他利用“文字艺术”的形式来激发读者兴趣, “乘机告诉他们一点 (科学) 知识”[24], 教育大众、普及科学是科学小品最大的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 时人对“科学小品”持有不同看法。“科学重在说理, 而说理的文字总是比较谨严的。小品文最宝贵的条件是轻松与明快, 是不能用作说理之用的, 并且科学重在系统的叙述, 最怕割裂曲解, 小品文既然不能拉长, 如何能负起说明科学之用呢?如果勉强拏他来用, 在科学方面是‘画虎不成’, 在文字方面则必像出了气的啤酒, 清淡乏味, 一定是双方不讨好的。”[26]针对这种观点, 柳湜专门撰文进行反驳, 他认为, 目前大众需要科学知识, 科学要求大众化, 小品文作为一种轻松、明快趣味的文体, 调和了大众对艰深科学知识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 科学小品成为大众日常自我教育的有效工具, 写作者采用大众常用的语气, 不歪曲不隐蔽, 用日常甚至幽默的语言来描述生活周围所熟悉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 作者要能“抓住大众感觉知识方面的碎片, 由他脑中旧有的映像去开展他的理解;诱导他进入科学之宫。至于幽默呢, 这是使大众情绪轻松的要素。延长他的持久性, 解放他的疲劳, 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虽反对那种只惹人一笑, 一笑后, 什么都完了的幽默, 我们却不反对在笑嘻嘻中去与真理握手”[26]。由此, 科学小品作为一种轻松明快与趣味的书写, 沟通理性与感性世界, 调和科学艰涩内容, 成为大众接受科学知识的便捷通道。

周建人创造性地将科学小品楔入教科书编撰中, 他“编撰了大量通俗易懂的中小学读本及青年课外辅助读本, 拓展了科学常识的普及范围……他编写的教科书从内容选择到形式体例, 都力求以满足儿童生命成长与实际生活为主, 让学生明了环绕四周的花鸟虫鱼就是教科书上的动物植物, 教科书上的知识活生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28]。此种风格的教科书, 借助商务印书馆的发行平台, 声名远扬, 如周建人编撰的《复兴教学书动物学》 (初中) (1933年初版) , 至1950年7月已达253版;1947年他与周颂久一起编校的《 (修订课程标准) 复兴自然教科书 (高小) 》 (四册) , 至1947年已达288版, 教科书涵盖了动植物、微生物、矿物等自然科学诸多方面, 从日常生活入手, 生动风趣, 科学知识与文艺方法相得益彰。

三、科学书写、知识图景与学术特征

周建人的科学小品, 是其家庭出身、人生经历、对科学的自我定位与社会语境多重耦合的产物。培养鲁迅、周作人两位兄长的家庭文化氛围和浙东的风土人情, 同样浸润涵养了周建人, 他拥有一个与“花鸟虫鱼”亲密接触的童年, 积累了大量细致观察日常生活的素材, 打下良好的文学素养, 并培养了对动植物学的兴趣。走出绍兴后就职商务印书馆编辑, 特别是1926年出任《自然界》主编为其深入思考科学定位提供了平台——使其旗帜鲜明提出“科学的中国化”, 强调用中国大众习见的文字语言、现象和经验来诠释科学;在科学大众化和大众语运动浪潮下, 《太白》推出的“科学小品”专栏最终促成这种科学书写的成型。

周建人科学小品主要关注“花鸟虫鱼”领域, 文笔细腻, 语言通俗易懂, 可读性很强, 容易引起读者兴趣。他将自己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生活实践经验, 用细腻笔触把丰富的科学知识和魏晋小品的文艺形式融为一体, 勾勒出一幅绚烂多彩、千姿百态的科学图景。早在1926年《自然界》创刊词中, 周建人提出要想将“西洋的科学”变成“中国的科学”, 就必须注意科学普及, 必须注意科学语言和形式问题, 需要用本土的、生动有趣的语言来表述:“如果科学上的名词术语, 不能用本国文字语言为正确的表示;那么科学决不会有进步的”。[29]周建人极力主张吸收和利用中国传统表意文字中积极的、活泼生动的语言来表述科学, 并同时改造传统语言文字中不为大众习见的、艰涩拗口的表述方式。周建人科学教育书写方式, 与同时期《太白》科学小品作者群保持高度一致, 他们共同促进了科学小品的大热, 成为大众科普的鲜明典范。科学小品代表科学教育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 反映民众对“繁复术语”、“苦涩文字”科学书写的抗拒, 拆除以往横在科学与大众教育之间的藩篱, 日常化、趣味化, 通俗化的科学书写逐渐被世人所认可。

科学小品代表了新社会语境下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的知识图景和学术特征, 体现了他们对科学想象的变化和大众教育的自我定位。任何知识图景的生成都是在社会因素中被选择的, 任凭科学教育形态如何变化, 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关系始终紧密, 科学教育表述方式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交织纠缠、多重融合在一起。1932年1月, 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张江树指出, 语言隔阂为时下科学教育主要病源, “如欲改良科学教育, 非先请国人, 用中国文字, 中文体裁, 编辑合于中国社会情形之各种科学书籍不可”[30]。他的建议得到时任校长罗家伦的大力支持, 罗氏专门撰文强调中国语言符号与科学思想传播之间的关系, 指出“语言文字本是整个民族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形成民族性的一部分……要本国真有科学的基础, 必须使科学的思想, 都有本国适当的语言文字, 可以表现出来, 逐渐的流入民族下意识里面, 不知不觉无时无地的不在酝酿不在运用。必须如此, 科学在这个民族思想里面, 久而久之, 才能生根, 才能发生自己的科学。不然, 总不过飘蓬断梗, 断无含苞结实之可言。”[31]1933年1月, 中大教授张其盷认为, “中国科学化运动一个目的, 也就是希望科学家注重本国文字, 注意于修词达意, 希望能从此产生许多极其漂亮, 极有力量的科学文字, 唤起国民, 使注意于各种科学问题。”[32]改变科学语言和文字逐渐形成一股力量, 与同时代将科学不普及归因为哲学思想、价值理念、研究方法、教育制度等知识分子分庭抗礼。必须指出的是, 周建人与张江树、罗家伦、张其盷等“中大派”虽都提倡科学语言文字改革, 但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 周建人通过科学小品来“倡而行”, 也正因如此, 周建人开出的语言文字“药方”简单便捷, 操作性强, 更具实效性。

综之, 在以周建人为代表的第一代科普作者群体努力下, 科学教育面相出现诸多新变, 研究对象、语言风格和价值追求向大众化、趣味化和日常化转向。这种转向, 顺应了科学大众化和大众语运动潮流, 是近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感性与理性精神交互的集中体现, 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政治、学术和科学自身发展变化的产物。科学的中国化过程, 缺少不了中国知识精英的身体力行, 以往学界多将目光投向归国留学生, 甚少关注未留洋的本土知识分子。周建人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本土知识分子, 从最初传统读书人对“花鸟虫鱼”风雅偏好到作为出版人提倡“科学中国化”、开辟“趣味科学”专栏、撰写“科学小品”以及将其楔入商务版自然教科书、致力科学教育的大众普及等一系列努力, 便具有了意味深长的历史意义。周建人作为近现代中国科学教育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 其对近现代科学教育影响、对大众科学普及的价值, 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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