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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3-16 11:03

现代散文“言志论”首先由周作人明确提出,经由林语堂发扬光大,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和30年代前期曾喧嚣一时。把现代散文的源头追溯到晚明时期,是周作人和林语堂散文言志观的理论起点。他们把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大类型,并在贬斥前者的基础上大力提倡后者。通过对古代文学发展路径的重新设置,他们力图为个人言志的现代散文寻求历史依据和合法性。但受不同的思想文化背景和文学理想的影响,周作人与林语堂对于个人言志的理解和建构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周作人主要侧重于言志之“道”,以“道”明“志”;而林语堂进一步强调了个人言志之“术”,并以此探索现代散文文体风格的变革。

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起,周作人就开始专注于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路径,提出了与前人迥异的文学史观念。在周作人看来:“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是代表个人的言志与代表集团的载道两大潮流循环激荡造成的,“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在文学进了后期以后,这新旧势力还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的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1]在他看来,民初新文学运动是清代载道文学反动力量“所激起的反动”,“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因此,“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只不过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学哲学各方面的思想,遂使两次运动多少有些不同了”。[2]就散文来说,周作人道:“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3]周作人以言志与载道两大潮流的对立斗争来考察历代文学,在简化的历史图景中十分突出了言志派和载道派的优劣得失,价值取向相当分明而又主观独断,特别是他对晚明小品的独到发现,虽说不免夸大了其革新意义及其对现代散文的影响力,但是无疑超越了前人的眼光,打开了性灵小品的一方新天地,并赋予反复古、反载道、反格套、主言志、主独创、主自由的现代意义,确为散文的言志抒情掘出了被湮没已久的“一条古河”。

周作人散文“言志论”提出来后,虽然遭到了左翼文学界的批判,但也得到了一批自由主义文人的赞同与附和,其中以林语堂的响应最为热烈。林语堂曾一再地表白:“周作人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推崇公安竟陵,以为现代散文直继公安之遗绪。此是个中人语,不容不知此中关系者瞎辩。”[4]“周作人先生提倡公安,吾从而和之”[5]。林语堂对于晚明小品的首肯缘于其对“个人笔调”的提倡,是为了实现其“苟能人人各抒性灵,复出以闲散自在之笔,则行文甚易,而文章之奇变正无穷,何至如今日之沉寂空泛”[6]的文学理想。林语堂所谓的个人笔调是“认读者为‘亲热的’(famillar)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达到如西文所谓‘衣不钮扣之心境’”[7],“读来如至友对谈,推诚相与,易见衷曲;当其坐谈,亦无过瞎扯而已,至谈得精彩,锋芒焕发,亦多入神入意之作。”在林语堂看来,“文学革命以后,既以说话行文,自然要演出以闲谈说理笔调一派,谈话之中夹入闲情及个人思感,此即吾所谓个人笔调。但吾不大与时人同意,惟有西洋祖宗才算祖宗,惟有哈尔滨小品才算小品。于是此小品文遗绪之问题便发生了。中国古文中虽少好散文,却也有不少个人笔调之著作。若用另眼搜集,倒也有趣。在提倡小品文笔调时,不应专谈西洋散文,也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4]。这样,当周作人提倡晚明小品及其性灵理论时,林语堂就亦步亦趋,大力标举公安派的性灵说:“公安派举出‘信口信腕,皆成法度’八字,及主‘文贵见真’、‘文贵己出’、‘反对模仿’诸说,已在文学理论上建起现代散文之基础。”[6]他认为公安派文人“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成为近代散文的正宗。”[8]为了让现代言志散文有更充足的历史依据,林语堂还把个人言志散文的源头上下延伸:“倘如吾将苏东坡、袁中郎、徐文长、李笠翁、袁子才、金圣叹诸文中怪杰合观起来,则诸人文章气质之如出一脉,也自不待言了。”因为“大概诸人皆赋性颖悟,见解超人,胸中有万丈光芒,自然不易以心为形役,免就世俗格套,因此其文章也独往独来,有一片凌云驾雾天马行空之气。”[6]尽管林语堂把这么多不同时代的文人都归结于言志一派,有些简单化和泛化,犯了“寻章摘句”的错误而受到鲁迅的批评;但也不落巢臼而自成一说,是有理有据有见识的,不仅有益于现代散文家对传统散文的择取和借鉴,更有传承和发展言志抒情传统、突出和强化个性创造精神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虽同为为现代言志散文寻求个人言志的历史依据,但周作人对性灵传统的回归首先是肯定“一元”的、“不拘一格”的作文态度。这一方面既是对正统文学的反动及对具有载道意味的左翼文学的回击,同时也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知识分子明哲保身的策略。作为散文个人言志理论的主将,周作人特别注意于散文的“言志”和“载道”在作文态度上的差别。在为俞平伯所作的《〈杂拌儿〉跋》一文中,他又说道:“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人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他们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9]。在《<燕知草>跋》中,他又说道:“明朝的名士的文章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10]。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中,周作人又指出了“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正是由于重在“态度”二字,周作人在肯定晚明散文等古代闲适性灵小品反正统文学态度的前提下,对于他们的文学作品艺术成就并非完全倾倒,以致他的文学史主张与个人审美趣味存在着差异。在《<梅花草堂笔谈>等》一文中,周作人不仅对“假风雅”的“山人派的笔墨”表示不以为然,就连对待屡受表彰的公安、竟陵,他也多有保留。周作人说道:“我以为读公安竟陵的书首先要明了他们运动的意义,其次是考查成绩如何,最后才用了高的标准来鉴定其艺术的价值。我可以代他们说明,这末一层大概不会有很好的分数的”。因此,此时的周作人一方面欣赏晚明非正统文人的“勇气与生命”,以为“里边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运动”;另一方面又对该派文人作品的艺术价值表示怀疑:“我常这样想,假如一个人不是厌恶韩退之的古文的,对于公安等文大抵不会满意,即使不表示厌恶。”[11]换句话说,相对于晚明小品的艺术价值,周作人及其弟子更为欣赏的是其在文学史上的争自由、反叛的文学精神,基于此文学史判断,晚明小品方才获得价值意义。

对于周作人的散文言志论,左翼文坛曾指责道:“不错,小品文是言志的,但言志之中便载了‘道’,天下没有无‘道’之‘志’”[12]。不可否认,周作人的“言志”确实也载了“道”,但这“道”不是古文传统中的“道”,而是“性灵”之“道”。周作人对于“一元”作文态度的认同,以及文学史主张与审美趣味的差异,都缘于此“性灵”之“道”。

与周作人一样,林语堂也极为欣赏晚明文人及创作的反抗态度和精神,但其理论言说的兴奋点不在于此,林语堂更加眷注的是在争自由、反叛的文学精神下晚明小品所凸显的文体风格及艺术价值。林语堂对公安性灵散文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他不仅首肯公安派的作文法则,而且还具体细致地分析了公安派的文体风格和作文技巧上的得失,这在周作人那里是很少看到的。在《论文》中,林语堂不仅一方面大段摘录“性灵派的立论”,而且还“意犹未尽”,连作上下两篇,对公安派作文的“法无定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即使是他历来赞赏有加的金圣叹,他一方面在赞赏其放足之文时,一方面又对其文学批评上“始终缠绵困倒于章法句话之中”耿耿于怀。甚至对于有着“文言白话”之称的语录体,林语堂认为也要向公安派学习,认为“此后编书,文言文必先录此种文字,取中郎,宗子,圣叹”,“盖此种文字,不仅有现成风格足为模范,且能标举性灵,甚有实质,不如白话文学招牌之空泛也。”[5]因此,林语堂对于晚明文人及其小品创作的认同,是从文学精神到创作法则再到文学载体的全面认可。同为现代散文寻根,相对于周作人,林语堂对于传统性灵说的回归更具有“古为今用”的意味,由传统而现代,为散文的个人言志寻求一条可行之路,也即他所说的“在提倡小品文笔调时,不应专谈西洋散文,也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4]。如果说周作人重性灵言志之“道”,以“道”明“志”的话,那么林语堂则在此基础上兼顾到了性灵言志之“术”,是一种从内到外的全面认同。

同为提倡散文的个人言志,周作人和林语堂也显示出不同的意义指向。对于周作人来说,他主要是借个人言志和艺术的非功利性在散文领域里寻求一块精神的庇护所。五四时期,先驱者们虽然以文化/文学的启蒙为己任,但特殊的社会环境使他们的这一理想大打折扣。因此五四落潮以后,悲哀和失望就伴随而来,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对现实和人生都有一种无奈的幻灭感,人格立场开始由“英雄”向“平民”回归,思想上逐渐由宏观的人文关怀转向于个人自我的眷注。周作人于此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知道空喊革命是无益的,开始反省“人的文学”及“平民文学”中所蕴藏的功利因素,倡扬散文的言志和自我,走进十字街头的塔里装聋作哑、喝喝苦茶。在《十字街头的塔》中,周作人说到:“别人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未免似乎取巧罢?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头的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13]况且“谈谈儿童或妇女身上的事情,也难免不被看出反动的痕迹”,因此他认为“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10]因此周作人决定“闭户读书”、写作,不管是对左翼还是右派,也无论是对政治还是艺术,他已感到倦怠和悲观,只有偶尔出来发发牢骚的雅兴,再无五四时期那种冲锋陷阵的热情和志趣,个人言志的散文俨然成了他个人精神的安放地和庇护所。所以周作人讲个性主要是为了隔绝功利性,保持个人生活和心态的宁静,保持个人的完满和精神自由,追求“‘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这种境界有如他所说的:“文章的理想境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14]而这文学之“禅”原是与隐遁式的个性文学联结在一起的。

曾有人认为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是“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宣传一种对人生对文艺的倦怠和游戏的态度,这是一切悲观主义中最坏的一种”[15]。不可否认,林语堂也追求闲适、趣味,坚持文学的非功利观,追求一种逝去的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情趣;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不是重点,林语堂孜孜不倦于言志性灵理论的建构,有他之于散文本身的另一重目的,那就是力求通过散文言志观的倡扬,去除散文创作的“方巾气”,寻求一种能够轻松表达自我和人生的散文文体,为现代散文的个人言志寻找出路和前途。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其大力鼓吹的幽默论、性灵说、笔调说来实现的。

林语堂在语丝解体以后的转向中,首要的一步是重拾他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幽默主张。尽管功利派一再批判幽默小品是想消解人的战斗意志,把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但这并不是林语堂提倡幽默小品的初衷。林语堂多次声明,提倡幽默就是要改变当时文坛苦闷、枯燥和道学气味的状况。在他看来,“中国新文化虽经提倡,却未经过几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炼。人之心灵仍是苦闷,人之思想仍是干燥。”因此,他才出来提倡幽默小品:“倘使我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国哼哼唧唧派及杭唷杭唷派之文学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间接增加中国文学内容体裁或格调上之丰富,甚至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上之丰富,使接近西方文化,虽然自身不免诧异,如洋博士被人认为西洋文学专家一样,也可听天由命去吧。”[16]这才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真正目的。幽默虽然能够消解庄严的载道,但它显然无法涵盖“自我”和“闲适”的理论命题,因此林语堂不得不另找他路。因此当此时周作人提倡晚明性灵说时,他几乎为找到现代言志散文新的出路而一阵狂喜,“今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狂乱呼。”[17]从此,性灵说成了林语堂散文言志论的支柱。林语堂一方面从古代小品文里拈出“性灵”,把它作为现代散文之根;另一方面他又引进西方的表现主义,洋为中用,确立起了现代小品文的性灵理论。或许是左翼文人批评性灵“超然”、“不食人间烟火”,林语堂就把性灵说具体化,这就是他苦心经营的“笔调说”。林语堂的“笔调说”紧紧依靠着其言志和性灵论,是他对言志、性灵理论的进一步延伸。他把“载道”与“言志”对立解释成两种笔调的对立。他在《小品文之遗绪》里说,言志与载道,“此中关键,全在笔调”[4]。在《论小品文笔调》里又说到:“言志文系主观的,个人的,所言系个人思想;载道文系客观的,非个人的,所系‘天经地义’。故西人称小品笔调为‘个人笔调’”;“至于笔调,或平淡,或奇峭,或清新,或放傲,各依性灵天赋,不必勉强。”他不仅主张以个人笔调创造一种轻松闲散、清新自然的文体来立言立志,在以抒情为主的现代白话散文之外,另创以说理议论为主却不威严、不拘泥、不端架子的现代散文;而且他还提出要把这种文体推广到更广大的范围去使用:“此种笔调已侵入社会及通常时论范围,尺牍,演讲,日记,更无论矣。除政社宣言,商人合同,及科学考据论文之外,几无不夹入个人笔调,而凡是称为‘文学’之作品,亦大都用个人娓语笔调。”[7]可见,林语堂是以自我言志为主线,把幽默、性灵、笔调以及与此相关的闲适、絮语、闲话统一了起来,力求为现代散文的个人言志寻出切实可行之路。可以说,单纯从文学理想来看,林语堂的言志性灵说有着很大的建设性;但由于其理论言说的模糊,在他企图用性灵瓦解一切载道、庄严、方巾气的同时,也使他的理论话语显得玄而又玄,甚至走向了神秘主义;此外他的小品文创作也与其理论初衷有着一定的差距,他的一些小品文虽然有性灵、幽默、闲适,但有时却显得无聊、低级,因此这也无疑更加容易遭到功利派的批评与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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