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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3-26 11:16

多年前的一天,因为共同出席政协常熟市委员会举办的常熟文化研讨会的缘故,我与北京大学校友钱文辉先生邂逅于虞山福地。乍见结缘,再会话多的精神基础,完全是因为我俩先后在“燕园”这一个空间里求过学———他是我的“大学长”。虽说口头上叫起来是“大学长”,但其实际上的内涵差别,可就大 了 去 啦。文辉学长出生于 1937 年,他 在1955 年考取的,是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当年的本科学制是五年; 1963 年出生的我,在 1980 年入学的图书馆学系,已是四年制本科。系科和学制的差别还是其次的,关键之处在于其间有着整整二十五年的时代差距。

戊戌年大暑将了之时,忽得常熟市图书馆馆长李烨先生寄赠的《钱文辉文集》( 东方出版中心 2018年版) ,系大三十二开平装本,全两册,依次为《往事踪影》及《读书赏评》,凡五十余万字。书捧上手,顿起欢喜之心。因为本书,既是其人生历程的记事本,更是其担任教书育人的学术菁华录。

1 上世纪五零年代下叶的北大教育氛围

长达二十五年的时差,在中国,可不仅仅是花开果落、冬去春来二十五度的时间问题呐。其关键之处在于当我入学之时,中国内地已经历了诸如“反右—反右倾”( 19571958) 、“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等一系列时政运动的扫荡,北大内外乃至整个中国内地社会的精、气、神,已被全方位、深层次地“改造”。不用说,五零年代的校风、学风,与国家恢复按高校文化课考试成绩录取学生才三年四届的时期( 19771980)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啦。

而当年,在经过 1952 年全国高等教育界的院系大调整之后,北京大学成了一所只有文、理科的所谓“综合性大学”,但因吸纳了原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科的教师,一举成为了名流学者荟萃一校的“最高学府”。

1953 年夏考入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任至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的关惠文学长,在《我在北大———从学风谈到成材》一文中说,当年文科一级教授,在“全国共有十位,北大就有五位。”他回忆说,因为到校较早,我有幸在老师们指导下,马上加入了迎接新生的工作:

在陪送他们的路途中,我们都像见了好朋友似的叙说家乡的风光,农田的收成,特别是热烈地畅谈各自的想。一: “你为什么要考北大?”或答: “我是奔冯至先生来的,我也要做他那样的诗人和学者。”或答: “我是慕杨晦先生之名而来的,他是中文系的名教授,五四运动的急先锋。”或答: “我要做曹靖华先生的学生……”———热爱自己的专业,准备为自己选定的事业献出一切,这就是北大人的精神。

在校时,谈论学校的名流教授,是我们青年学生的热门话题。有一次,我们几个不同系别的同学聚在一起,谈到老教授的讲课情况。大家一致的印象是: 很多老教授讲课不大讲究“教学法”,他们常常一个课题旁征博引大加发挥。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们: 这样的课听起来最带劲,为什么呢? 你只要聚精会神的听讲,有重点地“心记”加“笔记”,回去后再细细咀嚼,你就会发现不可多得的宝贵知识、论点和提示,促使你去研究和提高。这样的课,你只要善于听,善于记,善于琢磨,肯定会受益匪浅。这就是“淘金”啊! ……在名人门下也必须有淘金者的精神,这就是北大人尊师重道的态度。

而当时执教于中文系的教授,又占了全北大的·6·十分之一。同在 1953 年夏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曾任唐山市文联副主席的马嘶学长( 19342017) ,在《燕园师友记》(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的代序中是这样记述的,在刚由沙滩红楼迁至燕京大学校址———燕园的“新的北京大学”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名师荟萃、学风严谨、读书空气异常浓郁的大好局面”,“负笈燕园四年,是我的一生中精神最为昂奋、心情最为愉快、求学最为上进、生命色彩最为亮丽的时期……那几年中,我有幸受业于本世纪下半叶中国第一流的著名学者,亲聆他们的教诲,他们的深厚学养和人格力量给予我的惠泽,使我终生受用不尽,由此打下学问的扎实功底。”

果然,据晚于关、马两位两年入学的钱学长说:“教我们文学的,有杨晦、游国恩、林庚、吴组缃、王瑶、浦江清、季镇淮、冯锺云、川岛、吴小如等; 教语言的,有王力、魏建功、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岑祺祥、袁家骅、林焘、梁东汉等。北大外系教授请来讲课的,有朱光潜、冯至、曹靖华、翦伯赞、季羡林、金克木等。从外单位请来讲课的,有王季思、何其芳、刘大杰、郑奠、蔡仪等。我在北大读书五年,最感到幸运的是全部听过诸位先生的授课,亲睹过他们的风度、神采。”( 《追忆北大师容·听杨晦先生上课》)

上述这些璨如文曲星般的学者、专家,对于我这样尽管也读了北大文科的“八零学子”来说,简直是仰若天人。而他们的杏坛,完全是后生如我辈可望而不可即的仙界……何况除了在课室中所获得的名师亲炙,钱学长们还有缘亲聆校长马寅初( 18821982) 、现代文学家何其芳( 19121977) 及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 19151989)等等名流,在“大饭厅”等处的演讲、报告和专题讲座呢。

因此,开卷阅读《往事踪影》这部作者的回忆性文集,首先入目的篇章,自然是《追忆北大师容》( 凡十题) 和《燕园忆旧》( 凡十五题) 两组文字,虽说其所占篇幅还不到该书的四分之一。据钱先生的大学同窗、著名学者杨天石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披露,这部分文章的社会影响比较大,此前在报刊上首刊后,转载者甚多。他自谦道: “文辉所写的北大教授们也都是我的老师,然而,他却善于捕捉形象和细节,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了他们的神采、风度、性情和学识,这些可以说是我心中都有,但却是我笔下写不出来的”,由此对于这位老同窗的往事记忆力和写人状物能力,“倍加佩服”。

诚然,钱学长脑海记忆里和文字回忆中的中文系教师风采,令人心神向往,但在后辈看来,其不乏曲折的个人遭际,及秉笔直书的时政观感,似更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因为他在大学深造的五年间,有其幸,也有其不幸。

正如许德珩先生( 18901990) 为《北京大学校史( 18981949)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增订版) 所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北大与全国的情况一样,也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的,而是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既有胜利和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据钱学长在本书中的说法:

( ) 1960 22 岁 离 开 北 大,五 年 中 看 到 了“真、善、美”,也看到了“假、丑、恶”,使我逐渐有些长进。50 年代并不像有些人回忆中所说的那么纯洁,以我的体会,1957 年“反右”之前,( 中国共产党) 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政治环境宽松,老师们精神焕发,学生们认真读书。后来,“反右”“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虽则我们还能听到一些先生们开的好课,而且还在先生们的指导下修订编写了《中国文学史》( 四卷本) ,但气候已经与以前大不一样。

“反右”斗争中,在我们年级学生中就先后揪了四批“右派”……我们中文系老师当“右派”的不多( 但也有遭难的,如教我们《人民口头创作》课的朱家玉先生,她是中文系解放后第一个研究生,钟敬文先生最器重的女弟子,因不愿受当“右派”的屈辱,竟自沉渤海湾) ,但在以后的“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中,教师们遭到无情批判,我们尊敬的老师游国恩、林庚、吴组缃、高名凯等先生,都被当作“白旗”拔过,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过,组织者还发动学生来批老师……被动员起来的天真的同学枪口朝向老师,写批判老师的文章( 当时《光明日报》给与配合,留出版面专供发表) ,汇总起来,竟隆重推出了四厚本的《文学研究与批判专集》。( 《追忆北大师容·那“无言之美”的时光》)

当年北大社团活动很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重视“素质教育”……北大有文学月刊叫《红楼》( 创刊于 1957 年元旦———引用者注) ,主要是我们年级的几位同学在编办,诗歌、散文、小说等类都登,销路甚畅,校内达数千份。1957 年“反右”前夕,登了中文系高年级同学张元勋和沈泽宜( 被划为“右派分子”,至 1979 年才获得平反———引用者注) 两人联名写的长诗《是时候了》,此诗被批为“右派进攻的·7·徐 雁: 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以钱文辉随笔集《往事踪影》为中心号角”,《红楼》也由此垮台停办。“反右”之后,校内披遍萧瑟之气,社团活动也因之或消失,或虽存而失去光泽。( 《燕园忆旧·社团活动》)

值得致敬的是,钱学长在校求学期间,学习态度从来端正且颇为积极,到课堂上总是抢占前排座位认真听讲,而且还仔细做好课堂笔记。依我猜想,他之所以能在晚年细细写出母校师容,一定与他当年的认真听讲并做细致笔记的学习方式有关,甚至也完全可能,他一直还珍藏着当年的课堂笔记。

钱学长回忆说,当年在北大师生之间,“平时几乎没有什么私人接触,教师上课,学生听课,知识的传授和感情的交流,都通过课堂进行。学子见先生们课余都在争分夺秒做学问,埋头于研究、写作,尽管有学业上的问题要向先生讨教,也不好肆意去打扰他们。有事没事找先生瞎扯闲聊,这不是北大学子的习性。”( 《追忆北大师容·先生和学生之间》)

如今看来更为可贵的是,“我本人因为死读书,不热心参加政治斗争,特别是因为对老师愚忠,拒不参加为拔老师‘白旗’效力的编写‘红色文学史’活动,得了个‘走白专道路’的罪名,属学生中挨批、挨拔之列,故深知老师之痛,然亦无可奈何。”( 《追忆北大师容·“无言之美”的时光》)

原来 1958 年“大跃进”狂浪席卷华夏大地,北大中文系 195 5 级学生的“科研大跃进”项目,是日夜苦战 30 天,编出了一部 70 万字的红皮本《中国文学史》。该书虽曾以“红色文学史”轰动一时,但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及“民间文学是正宗”两条线索来贯串文学史,“我始终认为是头脑发热发昏的产物。”

钱学长在晚年如此自表心迹,不免被人作高标自榜之讥。幸好有杨先生在本书序言中为之举证说: 1955 年,我俩同时考入北大中文系,“这是学校改为五年制的首届,也是完全按照考试成绩排队录取的首届”,当 1958 年,组织上要求中文系集体编写一部“红色的《中国文学史》”时,他“不愿意将自己的老师当‘白旗’批判”,干脆回常熟家里过暑假去了。其后果是,被视为学生中的“落后分子”及“走白专道路”的坏典型。杨先生回忆道:

在教授们面前,我们是“无产阶级新军”,然后在拔了教授之中的“白旗”后,接着就奉命拔同学中的“白旗”了。我因为功课较好,说过“进了北大,今后要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之类的话,被当作“白专”典型在全年级遭到批判,文辉则因为在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选《草叶集》中写了些批语,被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受到班上小规模的批判。  

“毕业鉴定”时,全国大批“苏( ) ( 正主义) ”,我们的年级也就乘风批判“有问题”的同学。给文辉做“鉴定”时,其“上纲”之高,用词之狠、之严,使我听起来都感到害怕。接着是“毕业分配”,那是严格执行“政治第一”标准的。被视为“又红又专”的同学留在北大,或者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处,我被分配到南苑一所训练拖拉机手的学校,文辉则被分配到怀柔县文教局,后来转到红螺寺中学。

明珠在哪里都会发光,文辉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后来调回老家常熟,在教师进修学校任教,是江苏省特级教师。他在北大学的是文学专门化,却搞起属于语言专门化的古代汉语和训诂之学来,还从事地方文献和碑刻研究,很有成绩,成为当地名人……文辉是从常熟考入北大的。他不愧是这座江南文化古城走出来的才子,不愧于在北大所受的文学教育和熏陶。

据介绍,钱学长曾任常熟市教育局教师发展中心的高级讲师,业余从事中国古典诗歌及常熟地方文史研究。这部新出版的《钱文辉文集》,不过是其众多著述中最新问世的一种。换言之,尽管在北大毕业前后的那一段青葱年华,钱学长就不幸地被时政强加上了“走白专道路”等若干负面标签,但因其有着颇为坚实的学业基础作支撑,再加上不乏坚定的人生信念相扶持,因而在后半辈子,在自己的家乡,终于还是发出了其作为科班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所内涵的那份光彩,那份能量。

2 作者忆笔中的北大名师风范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校内外的时政运动不断,自 1957 年“反右”之后,“拔白旗”“大跃进”“反右倾”运动接连不断地左右着高等教育界,以致于校园之大,又“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而在历次运动的言和行,则直接成为了鉴别一个大学生所谓“思想好或坏”的依据,于是档案中那一张记录着其时政表现的“政治鉴定书”,基本上决定了他的职业前程,乃至一生的命运轨迹。

于是,1955 年夏“按成绩排队录取”的这一届“全国最优秀”的学生( 杨晦语) ,到了五年后毕业分配工作岗位时,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专业上的倚重,反而还背负起了诸多被人为强加的“时政负能量”。或如钱学长所说,当年,“很多同学带着深刻的反思,带着北大人特有的忧国情怀和顽强的自我生存能力,告别燕园,走入风雨人生”( 《燕园忆旧·阶级斗争》) ; “我们班级的北大学子毕业之后,留校在业师身边做薪传之人的极少,大部分人……将燕园的湖光塔影载在心头,然后星散四方,有的还浪迹天涯。我在北京‘混’了十年。”按: 这“十年”,是指1960 年夏毕业时,作者背负着个人档案中一纸“走白专道路”及“同情右派( 分子) ”“怀疑‘三面红旗’”“对胡风是‘反革命’有怀疑”等“政治鉴定”中的差评之语,被组织上分配到了北京市怀柔县文教局,再转至红螺中学教书,直到 1970 年调回家乡常熟执教。这期间,他又经历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19591961) 及“四清”“文革”运动( 19661976) ,因而基本上没有能够好好做专业方面的事,故用“混”字以自嘲,其实亦深嘲那个举国上下“政治挂帅”,大搞“阶级斗争”的荒唐时世也。

话说三十八年后的5 4 日,正是北大一百周年的校庆纪念日。钱学长北上首都,在与老同学们聚会之余,他深刻地感悟到: “我们这帮老北大学子,不管日后是幸运者还是命运坎坷者,都把考入北大认作前半辈子最好的人生选择……这是因为在北大学到了真学问,夯实了知识基础,学到了不人云亦云的脾气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而这和业师们在教学上求实、民主的作风,大有关系。”( 《追忆北大师容·沐浴求实与民主之风》)

诚然,在北京大学的教书育人史上,最不能让人忘怀的,该是作息其间的优秀教师了。那么,在钱学长的笔下,北大中文系教师真是人文个性最为独立、鲜明的那一群优异学人么?  

钱学长记述道,游国恩先生( 18991978) 讲先秦文学,“他上课的特点是脸上一直挂着笑,但有一次上课时我见他脸上少了笑容,有点不开心的神色。课后得知有人写文章批评游先生把屈原说成为与人民站在一起的诗人是‘贴标签’,游先生可能为此生气”“我们学子真心敬爱老师……我们为先生而愤愤不平,但也没有去向先生讲,我们愿意把对先生的爱藏在心里。”有一次,我在请教游先生对那部所谓“红色文学史”的看法时,他正色道: “抬高民间( 文学) ,不必压低文人。”

时任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 18991983) 的学术视野极为广阔,“北大中文系培养研究工作者,不培养作家,作家靠生活培养; 要守规矩好好读书,要上套”,就是他在新生入学教育时公开发布的学科理念。在具体的学术规矩和学问套路上,他又特别强调文学专业与语言学专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反复说明“文学专业化的同学要多学语言,语言专门化的同学要多学文学”的必要性。仅在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就安排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引论》《人民口头创作》《形式逻辑》等专业课程。当 1958 年“大跃进”狂热袭至燕园,系里部分学生吹起“集体写超过《红楼梦》的小说”“十年出一个鲁迅,五年出一个郭沫若”“快速赶超游国恩”之类的大牛时,杨先生及时训诫道: “你们在学术上能赶上游先生,就算不错了! ”数十年以后的事实证明,确实班上无人能够“赶上游先生”,但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同学们还是尝到了这“有机联系”的好处,“不少人成为专才兼通才,既拿得起文学,又拿得起语言,甚 至 历 史、哲 学,成 为 教 育 界、学 术 界 的 多 面手。”( 《追忆北大师容·沐浴求实与民主之风》)

魏建功先生( 19011980) 教《古代汉语》《汉文学语言史》课时,按惯例分发下大量古籍原文要求阅读。当同学们想请他做点注释时,魏先生正色道:“读古书要下死功夫、笨功夫,不能走快捷方式,也没有快捷方式可走。老把注释作拐杖,将来离开拐杖,不是连走路也不会走了?

吴组缃先生( 19081994) 是“作家型的学者”,能“以现代著名小说家的眼力,剖析古代小说,时发新见,十分精彩”; 在临时讲述“茅盾文学创作”专题课时,彼此关系十分友好的吴先生“一反常情,在公允肯定茅盾创作的巨大贡献的同时,很有道理地指出茅盾创作的不足,敢于顶撞《子夜》《春蚕》等几部( ) 碰不得的经典。这几堂课对我来说,简直是振聋发聩,闻所未闻,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追忆北大师容·吴组缃献疑茅盾创作》) 。吴先生讲课时喜欢以打比方的方法来说明问题,曾对当时忽“左”忽“右”的中央文艺政策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结果被人举报了上去,“挨了批,险些打入另册,‘文革’遭迫害时也被翻此老账。”( 《追忆北大师容·一流教授的幽默》)

至于其他年资不等的专业教师,自然也是当行当色,令其印象深刻而终身敬仰。如( 19102006) 在讲课过程中,“注重艺术形象的分析,而且落到实处,注重用作品语言本身去分析形象”; 吴小如先生( 19222014) 讲《宋元文学史》时,才三十 六 七 岁,“这 位 旧 清 华、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上课精神饱满,发音洪亮,诗文、戏曲、小说、训诂、掌故、经学门门精通”,凡此皆令好学如饥渴的同学们信服而佩服。如此等等,精彩纷呈。

因此,钱学长在《追忆北大师容·沐浴求实与·9·徐 雁: 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以钱文辉随笔集《往事踪影》为中心民主之风》一文中写道:

不仅有求实精神,当时教学民主空气也很浓。不同学术观点的先生们在课堂上展开争鸣。高名凯先生在课堂上,宣传他自己的“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实词无词类可分”的观点,而王力、朱德熙先生则把在学术刊物上与高先生的争论,延伸到课堂上; 吴组缃先生讲《红楼梦》,主张薛宝钗属“反面人物”,而同时请来讲《红楼梦》的何其芳先生,则认为薛( 宝钗) 是“封建主义的牺牲品”,不是“反面人物”; 请来朱光潜与蔡仪对讲美学,朱先生认为美是审美主体的主观感受,而蔡仪则认为美是纯客观的。杨晦先生一贯反对“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传统公式,写文章申述,在课堂上也申述,这种独立思考、决不泛泛而论人云亦云的精神,对学生很有感召力……

何况五年间的授课人,“几乎都是全国最知名最有发言权的教师”,还有周扬、邵荃麟、冯至、朱光潜、蔡仪、翦伯赞、冯雪峰、范长江、冰心等许多名流人物的专题讲座。把课内课外的学习内容组合到一起,足以让同学们在毕业前后,因曾学习过如此广博的知识而深感自信自豪。

“时间如流水,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是林庚先生《膨胀的星空》中的诗句,也是其不断 被 人 欣 羡,也时常自我欣赏的得意佳作。1990 年,当 1955 级中文系学子因毕业三十周年而聚会于母校时,林先生书赠大家的也是这三行诗。而钱学长正是受此启迪,写作了《追忆北大师容·那“无言之美”的时光》一文,并引用了杨晦先生《中国文艺思想史》课堂教学时的语录: “审美感情不是单一的,既有对美的感受,也有对丑的感受,由丑而引起厌恶它的感情,这也叫美。”他进而认识到: “看到了真、善、美,这是美; 看清了假、丑、恶,这也是美。林庚先生说那些岁月有‘无言之美’,我想恐怕应作如是观。”

可以说,收录在《往事踪影》中的《追忆北大师容》《燕园忆旧》两组文章,呈现了作者亲闻、亲见、亲历的这种复合且复杂的“美”,从而为作者在求学时代就领略到的“中国特色”,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文字证言。

3 作者“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行旅收获

其实,在《往事踪影》中占据最大文字篇幅的,是钱学长“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行旅散文。他在本书《后记》中自述道:

书名得自新疆塔塔尔族的一首民歌《在那银色的月光下》……此歌中的“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迷茫”,实使我心神摇曳。我十七岁离家到北京念书,五年后毕业在京郊工作十年,以后是申请回家,在常熟教书。一辈子读书、教书,有时写点东西,有时外出旅游。所谓人生,所谓往事,也超不过这个范围。

本书所写,一是忆旧,主要回忆学生时代生活,回忆恩师,兼及记述我眼中的马寅初、郭沫若、曹禺诸人诸事; 二是忆游,记国内外旅途中所见的人文山川,特别记及那些难忘之人事。几次历险,几乎丧命,也有记及。人生中的有些往事,不想写,不忍写,埋于心间,让它们迷茫乃至消失吧。

对于钱学长的旅径游踪,我最先关注的,自然是那些异时同游之地。如长江航道上的三千里客运之旅,空间的差别仅在于,他是在 1990 年夏日,从上海港码头乘船,一路上行,至于重庆。而我呢,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先后有过三次断断续续的旅程: 第一次是从重庆坐船下行到武汉; 第二次是从南京上行到武汉,然后换乘火车到十堰,上武当山,坐汽车到宜昌,再上船下行到南京。

不过在浏览了钱学长的行旅散文后,我内心里非常钦佩他所坚持的“游历”方式: 一是在出游之前,必做有关旅行目的地的知识备课。他说,“笔者性好游历,深信韩愈游历必先睹文案为经验之谈。在每次 旅 游 前,总 要 搜 罗、查阅游览地的图文资料。”( 《欧游三记》) 二是对于所见异地人情、他乡风俗和民间事物,始终怀有求解的知晓热情,而这种见闻、体验和感悟,乃是“有字书”与“无字书”在真正意义上的参照融合。

如他当年的西上巴蜀之行,其航程跨越了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五省。一路上,他曾在沿三峡航线的湖北省宜昌、秭归、巴东,四川省巫山、奉节五地经停逗留,或一天,或两天,以感受风物,欣赏名胜,寻访当地的历史人文遗迹。

再如对于当地百姓的背篓,他的实地观感和亲身体验是: “湖北的巴东和四川的巫山,仅一站水程,背篓的式样竟完全不同: 巴东的中部收缩,呈细腰型,主要不是用来装物而是用来托物,托百来斤还算是轻载; 巫山的则是直桶型,主要作装物之用。我在两地出于好奇,向山民借背篓背过,两根藤做的背条,恰好贴在背肩上,尺寸和构制合宜之极。”( 《川游之最》) 对于这种基于民生需要而又如此巧慧的山民之具,能不令人致敬于先民的聪明才智?

对于当代巴蜀,钱学长自然也不乏人文的关怀。钱学长写当地民风淳朴,生动地记述了在奉节县码头旅社邂逅的一位市场采购员,他来自巫山县一个筹建中的饮料厂,他“摆龙门阵”夸说自己的家乡道: “四川是中国最大的省……重庆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而巫山、奉节一带,则是四川最富的地区”云云。( 《三峡沿途寻访录·奉节夜话》)

他又曾记述在香溪遇见的一个“眉宇间透着灵秀、淳朴之气”的小女孩,她是为其家简陋旅舍招徕生意而在码头迎宾引路的,结果因为我对其家客舍条件的挑剔而弃之未顾,当他拂袖而去的时候,才下意识地感觉到这小女孩将因此受责了,结果“心头不觉怅怅然,失却了平素常有的那种旅途晚宿的舒泰之感。”( 《难忘旅途陌生人》)

一般说来,引领一个人行旅的,不外乎是个人爱好、知识背景及文化底色,但在实地见识过之后,有的刻板印象会被革新,也有的认知则会被深化,或者拓展。对于著述有《唐代山水田园诗传》的钱学长来说,久存脑海中的唐代诗人诗作,始终是他出外游历中的一个知识坐标。

钱学长与唐诗的结缘,来自于一位籍系常熟虞山镇的美学名家宗白华先生( 18971986) 。他回忆说,宗先生是哲学系的教授,“他超凡脱俗的高雅气度,只有像北大这样的学府,才能与之匹配。他是我的同乡先辈,我对他有多一份的敬意。”正是其美学论著中,对王维( 701761) 、孟浩然( 689740)诗的精辟论析,“引发我日后对王、孟及其诗派的研究兴趣,我把宗先生认作没有听过课而心神往之的老师。”

因此,在钱学长中的游记文章中,不时可以看到如下的片段:

读古典诗文,“巴东”一地总是笼着神秘、凄清的色调。《水经注》曰: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李白诗曰: “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白居易诗曰: “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生雨脚齐。”傍晚船到巴东,见到巴东城却是另外一个世界,山坡上层层叠叠的楼阁华灯初上,一直升到天空似的,处处飘来现代音乐的声响,气势之大俨然像一座江滨大城市……古典诗文给“巴东”抹上的那种神秘、凄 清 的 色 调,已完全消失在历史的深处。( 《三峡沿途寻访录·巴东见闻》)

夔门束一江之水,是万里长江的极狭处。江水西来,冲出此夔门,过三峡,即迎来浩浩荡荡的壮阔境界。凝望夔门,我猛悟到李白那首《白帝下江陵》诗,自己读了几十年原来仍未读懂。“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因李璘事件流放夜郎,到夔门边的白帝城遇赦,即转头放舟返归。冲出夔门此一长江束江口,岂非如同走出潦倒人生之狭口! 绝处逢生的欣喜,自然使告别中的白帝城也染上喜色,熠熠生光浮于五彩云霞间了。一日可还的江陵,坐落在辽阔的江面上,它所喻示的,难道不是诗人心目中的人生大转机? ( 《川游之最》)

此外,在《远近看龙门》中,钱学长说位于洛阳龙门一带的香山寺名声很大,白居易( 772846) 晚年不仅长期客居寺内僧舍,而 且 还 自 署“香 山 居士”,把自己在洛阳 12 年所写的《白氏洛中集》十卷800 首诗存放在该寺经堂内典藏。那么,白氏晚年为何“半移生计入香山”? 钱学长写道: “你如今若站在观阙台上俯望龙门,浮想 1000 多年前‘心向佛道,意在诗酒’的白居易,如何默然遥对龙门的大小石佛,就定能揣摩到这位表面通脱豁达的绝世大诗人,内心深处无尽的寂寞和深浓的悲凉。”

再如在《巴山有感》中,钱学长既从读《蜀中名胜记》等地方文献里的记载,得知目前的缙云寺,在晚唐时称“相思寺”的史实; 又以所见缙云寺山根多池塘沟壑的地貌事实,顿悟李商隐( 813858) 名句“巴山夜雨涨秋池”之“池”自非一处,于是联想到: “池池皆被夜雨涨溢,诗人在川东思念北地友人( 一说‘妻子’) 之情,何其弥漫深广耳!

类此情景的精彩片段,在钱学长的笔下还有不少,读者可特别留意之。

“每到假期,我脚底总要发痒,一种超越时空、消失于青山绿水间的旅游之乐,总是在逗引,在呼唤……”,这是他在《旅游之苦》中的心声自述; 而“我常年埋头于工作中,偶尔消失在深山老林之间,只是暂时超越一下时空而已……看破人生,才可入通脱之境”,则是他在致长他五岁的文兄陈一凡先生( 19322009) 书信中的夫子自道。

也许是其性情使然,或者是因为早年在北大求学、在京郊执教所曾遭受的心理创伤所致,钱学长特别喜欢的是那种独旅孤游的状态,他非常追求并享受那种身临“无人之境”后,所独有的文史体验和人生感悟。至于随缘在普陀捡拾几枚“紫竹石”,或在崂山海滨买得浅蓝色卵石“黄海之魂”。在《独游》一文中,他分享其经验道:

我在北京念书和工作时,曾多次干过“独游”故宫和颐和园的事: 先起早赶到故宫或颐和园,排在队首第一个购得入门票,等门一开即狂奔向前冲,如此,则空旷的太和殿,或苍茫的昆明湖,片刻间为我一人独对。

回到家乡工作后,还时有“独游”兴致,但服老于年龄已无冲奔之力,就采用晚出之法,即游至剩我一人。在姗姗归履中,再独自顾盼风光。游家乡尚湖、人民公园,即用此法。若能在外地过夜,游周遭城市的园林,如南京玄武湖、无锡蠡园等,也用此法。

大凡当人在独立面对空旷时,即便是刹那之间,也会萌生一种岁月悠长、世事沧桑、生命渺小的感觉,这感觉里有悲哀,悲哀里的人生的顿悟。我的“独游”多半是冲着领受这份感觉而来。平凡如我者,在领受这份感觉之后,总似乎会更明白为什么非凡者如陈子昂登蓟北城楼要垂涕,郭小川望星空要叹喟,托翁要借《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仰卧战场望天宇而感慨……

“今暑有闲,独游龙门,花了一整天时间,无拘无束地把它远远近近看了个遍”( 《远 近 看 龙门》) ; “我从刚修好的码头登岸后,发现游人甚少。我到千步沙,更发现山海之间的千步沙湾,竟专为我一人而设……以为大自然给予的这种难得的机会如同恩赐,不可不悦目赏心一番。”( 《旅游美学》) 这千步沙湾属于普陀区,而普陀山则是钱学长多次涉足之地。他在海滨观浪后体悟到: “人生的美丽犹如波浪,行色匆匆,一心一意奔向前方,最后在如梦的朦胧中终结。”( 《旅游美学》) 在对登封轘辕古关作惊鸿一瞥后,他感受到: “古中国的风从几千年、几百年的远处扑面吹来。在此关前,我猛悟到人生之渺小和短暂。我看轘辕关,是历史的载体,永恒的象征; 轘辕关看我怕是像看飘过的一缕烟、闪过的一个影吧! ( 《车过轘辕关》)

岂止有这种独赏孤悦之美? 其实,更有实地读史的刻骨铭心之感。如钱学长在《游秦二世胡亥墓》中写道: “墓在黄土荒野的土墩上……我走七八步即登上墓顶,上面长着丛丛野酸枣树,钩住裤腿,碍于行步。墓边本有一圈小径,已被杂草掩住。整个墓地,显得凄凄凉凉。环视四周,墓区除好事者鄙人一个,加上售票、收票的两位,一共才三人。似乎也只有这等冷落景像,才和胡亥这样的无能昏庸的亡国之君相配。”文章末尾写道: “一个朝代的历史可以顺着看,也可以倒着看。先到胡亥墓,看一个朝代的倏然而灭; 再到始皇墓,看一个朝代的如日中升,这何尝不是一种读史法!

对于这样一位个性鲜明而又富有底蕴的行者,难怪陈一凡先生要称之为“千里独游客”,并在同名随笔文章中写道,“文辉是个忙人,教学忙,科研也忙……但他善于偷闲,每年总要出门远游几次”:

为了寻访训诂大师许慎的墓地,他不远千里,从常熟赶到河南郾城,抵达目的地已近黄昏。暮色苍茫中,他独立墓前,抚碑凭吊,畅抒平素积贮的仰慕之情。

夜宿岳阳楼,他在月色朦胧的洞庭湖畔,寻觅杜甫“老病有孤舟”的停泊处,惝恍中把夜风吹竹的声音,误听作湘灵鼓瑟。

他从来不找旅行社,嫌那儿太拘束,不如独来独往自由。偏又酷爱猎奇,往往负气鼓勇,这就不免遭遇许多险情……他的作派,融合了徐霞客的执着和袁中郎 的 洒 脱,还带点余纯顺式的浪漫与悲壮。( 《千里独游客》,见陈一凡《秋雨拉茬的日子》,

除了在行旅见闻和感悟上的诸多收获外,还值得一说的,是钱学长在写作手法上的好处。由于这组游记文字,大多是在 1990 5 5 日到 1996 12 18 日之间,在《常熟日报》副刊及“旅海撷花”专栏上发表的“千字文”,因此,作者十分重视文章的标题艺术,诸如《走马登封》《情迷少林》《万县观石琴》《洛阳听牡丹》《黄帝陵寻祖记》《夜访大明宫遗址》《扬州园林的书卷气》等等,以颇具地标特色和体现人文情怀的字词组成,不仅开宗明义,而且言简意赅,足以将读者带入到作品的情境之中; 而体现在行文中的色彩美、韵律美和人文涵养美,都能给人以开卷获教益、读罢留余思的接受美感。

“人在 旅 途,供诸美学思考的东西确是不 少的……请回眸旅途,那里是美学的课堂。”在《旅游美学》一文中,钱学长通过其家乡的虞山,“出北门见平缓的山势、秀丽的树林,出西门则层岩鳞鳞,峰峦高耸”,证说了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 17241804 ) 的“优美与崇高的交叉”美学观; 又通过在武汉东湖边,“遥望酷似虞山、辛峰亭的珞珈山及山上的小亭,或你走在极像( 虞山) 家乡二环路的长春斯大林大街,都不由得会惹起浓重的乡恋”,来说明旅游审美心理中的“联想”。由此可知,钱学长对于作息于兹的常熟家乡,是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的。

更何况,作者历年来著有《琴川杂说》《常熟文史纵横谈》,主编有《常熟碑刻集》《历代名人咏常熟》等地方文献著述,非常熟稔常熟乡土文化。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钱学长,能够把脑海中所拥有的常熟城乡生活记忆,及时细述成文。因此,建议在《钱文辉文集》之中,还应该及时组稿出版以此类题材为主体内容的第三册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李烨馆长赠书予我的因缘,乃是因为《钱文辉文集》两册,系常熟图书馆组稿后出版的“读书台文丛”第一种。而李馆长作于 20169 月的总序,则交代了何以要精心编印该文丛的理由,以及拟分为“研究的著述”和“整理的文献”两个系列进行组稿的规划,其“积跬步,致千里”的愿景,令人神往,乐望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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