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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3-30 10:26

两汉时期的辽东属于边郡,因远离王朝统治中心,人众稀少,政治、经济及文化地位不突出,故相关的传世文献留存非常有限,形成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对实施统辖管理的地方官员的了解尤其如此。仅就郡府长官而言,大多仅有只言片语的介绍,晚近的研究也多停留在信息汇集层面,未能进一步深入。笔者以为,以目前史学研究成熟度来看,尽管史料有限,这一领域的研究并非不能继续拓展,并曾以《辽东太守刘庆忌略考———两汉东北地方官员考系列之一》[1]一文略作尝试。

在两汉时期二十余位辽东郡郡府长官中,属西汉时期的有三位,最早为武帝时苏季,剩下两位是宣帝时的甘延寿与成帝时的刘庆忌。但西汉的辽东太守仅存名而已,未有任何政声信息存世。而东汉时期的情况则明显好于西汉,其中居首的祭肜政绩卓著,是史载第一位有实际政绩的辽东太守。祭肜其人,《后汉书》有传,虽然是附于《祭遵传》后,但从传赞毫不吝惜的八字点评“肜抗辽左,边廷怀和”[2]可以看出,史家对其一生功绩评价颇高,而其功绩正是在辽东太守任上确立的。为区区一辽东太守立传并有如此高的评价,并非范晔一家之言,在留存下来的诸多记录东汉史事的《东 观 汉 记》、谢承《后 汉 书》、司马 彪《续 汉书》、张璠《后汉纪》等书的残篇中,也均可见到范晔《后汉书》中传诵的祭肜事迹片段。那么,为什么同为边吏身份,西汉几位辽东太守统归寂然无声,而东汉初的祭肜却彪炳青史呢?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一、祭肜生平简介

祭肜,又写作“祭彤”,字次孙,为颍川颍阳( 今河南许昌西南) 人,大约生于西汉与新莽政权交迭之际,卒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 73) ,主要任职于汉光武与汉明帝两朝。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一、郎官阶段;二、县令长阶段; 三、郡守阶段; 四、朝官阶段。

祭肜年少时早孤,以至孝闻。之所以能在光武政权入仕为官,与其族兄祭遵有直接关系。祭遵是光武帝刘秀平天下所倚重的主要将领之一,以征虏将军、颍阳侯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中。光武为奖劝有功将领,多收其子弟亲属在身边任职,祭肜因此得拜黄门侍郎,为光武所器重,常随左右,政事上多所历练。

建武九年( 33) ,祭遵病死军中。光武帝哀其无子,将其从弟祭肜派任偃师长,近其坟墓,以便四时祭扫。从此,祭肜开始了其地方吏员的经历。偃师县( 今河南偃师县东) 五年,东海郡襄贲县( 今山东苍山县南) 数年。建武九年以来内地的较大割据势力已基本得以平定,正是需要能吏稳定和平时局、大搞建设的时候。祭肜在此显露了其出色的才能,在偃师长任上考课第一,因此被派任到不易治理的襄贲县,在经数年整治后,政清民安,得到增秩的嘉奖。其在地方治理上的才能既然得到了朝廷的极大认可,派以重任只是迟早的事情了。

恰值此时边地形势告急,“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2]”,祭肜被看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大筹码。建武十七年( 41) ,拜辽东太守,开始了几近三十年的边吏生涯。上任以来,“励兵马,广斥候”[2]成为其常抓不懈的基本任务。几年下来,扎实的基础建设起到成效,建武二十一年( 45) 在鲜卑万骑来犯的对抗中取得绝对优势,斩获颇丰,而且“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2]”,影响深远。在此基础之上,开始适时调整对策,打击与招诱互用,并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使北边边疆形势一致向好,确实做到了“边廷怀和”。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 69) ,祭肜衣锦还朝,拜为太仆。居朝以待重任。永平十六年( 73) ,终得北伐匈奴机会。但见诈无功,郁郁呕血而卒。祭肜虽未能从容谢幕,但其心血凝结的辽东也足慰壮志未酬之心,史载“乌桓、鲜卑追思肜无已,每朝贺京师,常过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辽东吏人为立祠,四时奉祭焉[2]。”

祭肜身为辽东太守一职,能有如此影响,并久传于史册,自然有其个人人格魅力的原因,史官“肜为人质厚重毅,体貌绝众。抚夷狄以恩信,皆畏而爱之,故得其死力”[2]的概括很好地说明了这点。但之所以祭肜能够打破辽东太守沉寂仕宦规律,当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试问: 幽州诸郡,当边寇之冲者绝非辽东,光武帝为何不将这枚至重的棋子放在辽西、右北平呢?

二、与祭肜同时代的边吏

为解决上述疑问,不妨将祭肜同时代的边吏做一对比。《续汉书·郡国志》“幽州”部有涿、广阳、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诸郡及辽东属国共十一个区划单元。检索与祭肜同时代的幽州边吏,相对而言,史传保留的郡级长官信息在东汉初期算是数量较多的,而尽管如此,仅得八郡,广阳、右北平及辽东属国均阙,辽西、玄菟、乐浪仅一人,且仅存名而已。余下十九人当中,有王霸、张堪、郭伋几人赫然醒目。同祭肜一样,这几人也恰是史书有传且记述较详的。

《王霸传》: “九年,霸与吴汉……等五万余人,击卢芳将……于高柳。匈奴遣骑助芳,……吴汉还洛阳,令朱佑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进屯渔阳。玺书拜霸上谷太守,领屯兵如故,捕击胡虏,无拘郡界。……十三年,……是时,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 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凡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颇识边事,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后南单于、乌桓降服,北边无事。霸在上谷二十余岁。……永平二年,以病免,后数月卒[2]。”

《张堪传》: “在( 蜀) 郡二年,征拜骑都尉,后领票骑将军杜茂营,击破匈奴于高柳,拜渔阳太守。捕击奸猾,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为用。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2]。”

我们看到王霸与张堪两人均在御寇方面功勋卓著,且均任职时间较长,又均有若干年与祭肜共为边吏,几人应该都是朝廷在当时的边疆危机背景下所倚重的重臣。再看郭伋,在表中我们虽然还看不到其与祭肜身分的共通之处,但看过下面这段文字,就自然明白了。

《郭伋传》: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属并州。帝以卢芳据北土,乃调伋为并州牧。……是时朝廷多举伋可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卢芳之儆,且匈奴未安,欲使久于其事,故不召。伋知卢芳夙贼,难卒以力制,常严烽候,明购赏,以结寇心。……伋以老病上书乞骸骨。二十二年,征为太中大夫,……”[2]

把四人并列在一起,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战线,其立足点由西至东分别是并州、上谷、渔阳、辽东。这四点的分布,应该不是随意的或机缘巧合,里面当汇聚着中央朝廷的战略考虑。在《王霸传》中“捕击胡虏,无拘郡界”的安排正是这一设想的反映。从时间的前后来考虑,上谷布局最早,并州其次,再次是渔阳,最后一个才是辽东。前三者在地域上是相连的,最后辽东的安排则令人费解。从最终的结局来看,东汉政府取得了胜利,那么,建武十七年( 41) 棋出辽东,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棋高一着呢?

三、祭肜拜辽东太守时的边疆形势

新莽末年,天下大乱,当时的形势,时人冯衍有一个很好的概括: “伏念天下离王莽之害久矣。始自东郡之师,继以西海之役,巴、蜀没于南夷,缘边破于北狄,……”[2]这一段话是冯衍亡命河东时向更始所遣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鲍永献计时提到的,其中所讲的“缘边破于北狄”着眼于整个北部边疆,远远超出东北边疆的范围。但我们也要看到,从北边民族的组织形式及活动特点来看,确实不宜将北部与东北分开而论。从上面朝廷御边的布局也略约可以看得出来。还有,祭肜本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肜之威声,畅于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2]”看似有些过誉,实际还是有符合当时现实的一面的。因此,此处要分析祭肜拜辽东太守时的边疆形势,不可能仅局限于东北一隅,至少要扩展至当时整个幽州边境,甚至更广。

幽州边境,民族杂处,但彼此有所差别。总体来讲,威胁来自于辽东郡以西以北的匈奴、乌桓与鲜卑。《后汉书·乌桓传》云: “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2]《后汉书·鲜卑传》亦云: “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2]而辽东以东所谓的“东夷”则“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2]象辽东郡东面的高句丽政权,在东汉初期其国势既较弱,孙玉良、孙文范主编的《简明高句丽史》有这样的总结: “高句丽建国后,很长时间内是作为汉王朝县域内一个小民族政权而存在”。[3]虽然如此,我们还不能简单地以为,东汉初期来自北边匈奴、乌桓与鲜卑的威胁是始终存在的。依时间的脉络来理析史传材料,其威胁尚有起伏之变。为方便说明问题,权将《后汉书》中匈奴、乌桓、鲜卑之动向择要列表如下( 见表 1) 。

从表中所列内容,可以有这样的印象: 建武六年以前,未见匈奴等寇边之事记载,史书牵涉边地民族多因内地纷争被动连及; 建武九年前后,匈奴与卢芳共侵北边开始成为边事的主要困扰,至建武十三年以后,寇盗之事进一步升级,且呈现匈奴、乌桓连兵之势,乌桓、鲜卑寇境一事也屡成朝堂议事主题。

当然,这里得出的印象可能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尤其是建武六年以前,虽然看不到寇边之事,但联系到《南匈奴传》中“光武初,方平诸夏,未遑外事”[2]的说法,也可能有无力应对的情况。故而才会有建武六年( 30) 派使臣出使匈奴的安排。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 第一卷) 则有这样的说法: “至建武六年,东汉政权基本恢复了西汉在东北的行政设置,……[4]”笔者对此不大认同。审视东汉初幽州各郡长官分布示意图,在此时能恢复有效行政管理的猜度是让人怀疑的。之所以这么看,还基于下面的事实。首先,光武政权在立足之初,很大程度上是倚重于北方诸郡的。在“长安政乱,四方背叛”[2]的背景下,光武派吴汉至幽州征调十郡突骑来满足内地的平叛需求,而这众多的十郡突骑原本应该主要是御边的。那么,兵力的调动也就暗示着北边的放弃。其次,《后汉书·耿弇传》记: “光武还蓟,复遣弇与吴汉……十三将军,追贼至潞东,及平谷,再战,斩首万三千余级,遂穷追于右北平无终﹑土垠之间,至俊靡而还。贼散入辽西、辽东,或为乌桓、貊人所钞击,略尽[2]。”这里,右北平、辽西乃至辽东部分地区已成无有效行政管理的空旷之地,且有乌桓、貊人居处其间。之所以在建武九年以前,看不到边地民族寇边的记载,这一缓冲地带的形成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推测,这一状态持续的时间应该不短,史传所记“赤山乌桓”的壮大很可能与此有关。

东汉政府开始致力于边事,至少要到建武九年( 33) 以后,且最初的重点在正北方,经营多年亦未能解决实质威胁。右北平、辽西一线很可能没什么进展。当然,光武帝还会想办法积极应对这一困境,辽东也不失为发动靖边行动的新据点。

四、对祭肜“抗辽左”的总结

很难想象,在当时的局势下祭肜会经陆路赴任。《三国志·田畴传》记“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 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5]”陆路交通在东汉一朝的状况可见一斑。但自古以来,山东半岛地区与辽东一带就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尤其动乱年代,民间浮海渡辽之举并不罕见,王子今先生《秦汉时期渤海航运与辽东浮海移民》一文有“辽东‘浮海’移民”一节专论此事,无需赘言[6]。这一沟通条件使得朝廷“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的策略在辽东郡能够得到顺利地贯彻,远远好于强悍敌手聚集的右北平与辽西。辽东东边的少数民族压力不强也有利于专心于西北一线,否则光武不会将一个能吏放在一个无关痛痒的边郡近三十年。

祭肜在辽东经略的得见成效,不仅证明了光武战略布局的正确,也显示了其用人方面的过人之处。在我们看来,祭肜的成功绝不仅只是个人能力所致,应该是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在祭肜的经边方略中能够看到光武的影响与支持。《后汉书·乌桓传》云: “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币帛赂乌桓[2]。”祭肜传则记: “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2]再则,我们看到,祭肜身份虽然是辽东太守,但其权限已远远超出普通太守的职司范围。本传记: “初,赤山乌桓数犯上谷,为边害,诏书设购赏,切责州郡,不能禁。肜乃率励偏何,遣往讨之。永平元年,偏何击破赤山,斩其魁帅,持首诣肜,塞外震詟。”这正是光武放手王霸“捕击胡虏,无拘郡界”的又一例。也正是因为如此,祭肜才会以辽东太守而知名于世。因为在派任之初,他就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的地方行政官员的范畴,是肩负伟大使命而去的。

还应指出的是,祭肜的事业得以顺利进展与建武廿三年( 47) 左右匈奴南北分裂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里还不好妄自推断两者之间何为因,何为果。但不管怎样,良好局面的展开绝非一日之功,再好的外因也需内因的化解,能让边地民族归心、动情追思,靠的不只是强力与计谋,还需心力的经久积聚。由此来看,李大龙先生“祭肜对东汉王朝边疆统治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东汉王朝对东北诸边疆民族的统治”[7]这一评价还是十分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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