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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11-30 11:48

在徽州本地作家中, 洪振秋先生的散文创作一直是引人关注的。首先他创作的数量多, 一直勤于耕耘;其次他有一些具有较好影响的作品, 这些作品有文化底蕴, 有艺术感染, 在黄山市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协会员中, 洪振秋名列其中, 其主要的创作就是散文。

认真读完洪振秋先生的散文集《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感到作者对文学创作、对徽州乡土充满了深情和挚爱。山、水、石、木、花、草、亭、阁, 更不必说人物、建筑、村落、书画以及民情风俗, 在他的笔下都有精细的展现。也许是徽州的灵山秀水和文化积淀给了他文学的激发和情思, 也可能是他文笔的绢秀和清雅赋予了徽州大地的一切以梦幻悠远、引人入胜的魅力, 总之, 洪振秋的散文很能代表一种徽州本土作家对文学写作的理解、对拥有丰厚历史和文化财富的家园和故乡的情怀。从“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想象和书写”的视角来看, 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不少的收获和启示。

曾经有过的徽州已经远去, 留下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在后人心目中重组成关于徽州的历史想象。各种学养不同、品味不同、趣味不同的文化人用他们的文字、图像、声音和构型描述的徽州正是这种想象的展现。洪振秋属于既有一定的现代教育背景和文字修养, 又具有较深厚的地域文化熏陶和传承的本土作者。他不像那些偶尔到过徽州并只做了短暂停留的作家, 只就所接触到的方面抒发一些情绪和感慨, 他对徽州的阅读和欣赏是既全面又精致的, 涉笔之处皆竭力寻求和发掘徽州历史文化的审美价值。唯美, 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说已成为他写作的出发点;而就结果而言, 有的作品未必能让读者与其一道共鸣, 但至少作者本人是忘情而陶醉的。我猜想, 每次写罢终卷, 作者的心境总不能立即平复, 而是依然沉浸在自己构筑的审美境界之中。而这样的过程每经历一次, 都会更加增添他对故乡山水的挚爱, 于是产生寻求新的书写对象的冲动, 否则又怎会使如此之多的素材奔至他的笔底, 让他完成如此之多的创作。

杏花春雨的江南——徽州, 的确是一年四季都美不胜收的。在洪振秋的笔下, 我们可以读到他精心构筑的美的景色、美的花树、美的生态、美的建筑、美的艺术创作以及要透过表面才能领略的美的人情和美的风俗。在这当中, 又尤以他故乡——歙县三阳 (又叫梅溪) 的山水、建筑、人物、花木以及风情为最, 也许能写入文章的基本都让他写到了。许多人这些年纷纷前往三阳游览怀古, 洪振秋这些发表在包括《人民日报》等媒体上的文章, 应当有一份应有的功劳, 其中《山中幽兰》《杏花春雨江南》《荷花缸》等作品堪称代表。《山中幽兰》这篇散文表面上写的是徽州乡间极普通常见的兰花, 实际上写的是人, 圣洁沁香的兰花寄寓着浓浓的亲情, 同时又蕴含着历史的沧桑, 一条海峡把亲人隔在两岸, 思念与怀想都悉数托付在兰花之上。读该文恰好与读徽州先贤胡适的那首《兰花草》形成对映, 文中那位女主人公的丈夫在台湾也曾是胡适的好友, 他们对兰花的共同爱恋既源于血浓于水的根脉基因, 也来自于徽州这个相同故乡的桑梓之情, 通过自然植物之美将人情人性之美融为一体, 读后能给人绵密深远的回味。《杏花春雨江南》更是将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一对乡村母女的刺绣劳作予以充分展示。文章将绣娘母女的身世命运和精美绣品置放在“杏花春雨”的凄美氛围中, 既构筑了令人缱绻的诗意美感, 又氤氲了浓浓的徽文化的灵秀与神奇。

梅花是文人偏爱的对象, 徽梅种植又历史悠久, 同时还造就了徽州虚谷、汪士慎、渐江这样的画梅大师。或许是因为文化内蕴的影响, 洪振秋也屡屡访梅于灵山秀水之间, 留下了《姬川读梅》《数点梅花天地心》《数枝清瘦映东篱》等作品。作者不仅熟谙梅花的自然属性, 也了解徽州人种植梅花的历史, 更对徽州的梅文化尤其是画家笔下的梅花了然于心。这些作品既含知识又融美感, 读之令人兴趣盎然。比如《姬川读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早春何处去赏梅, 姬川梅花独自开。走进姬川的白云深处, 就是到了一个梅花世界。此村坐落于黄山脚下, 四面青山披绿, 小溪环绕, 由于气候环境的独特, 尤适合徽州梅花的生长培养。而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讲起山上的梅花总是如数家珍、津津有味”, 不仅文字, 连带作者笔下的养梅之地都有引人入胜、促人向往的魅力。

徽州人也是作者散文中着力较多的对象, 其中包括了两个部分, 一是徽州历史上的文化名人, 一是当下生活中的人物。前者主要通过他们的人生成就来表达作者的敬意, 其中写他的同乡——戏曲艺术家洪雪飞的《诗意洪雪飞》, 介绍了她童年生活的家居环境及成长氛围, 曾引起很多戏迷的浓厚兴趣。其他一些散文, 由于作者使用的大都是一些二手材料或仅限于人生业绩的表面呈现, 因而艺术感染力稍显逊色。后者主要是作者生活中的一些熟悉人物, 或同乡同学、或朋友文友, 他们中既有能书善画的才俊, 也有伴随文化热兴起而赶潮的后生。无论是徜徉山水、伴眠松竹、留得人生的自在和惬意, 还是急于一夜出名或暴富、禁不住剑走偏锋终至事与愿违的失意和徒劳, 多多少少都让人在他们身上看到徽州传统的某种遗存, 或是内在精神的延续, 或是外在成功的向往。在《闲话徽州人》中, 作者写道:“如果你想真正了解徽州人, 最好于徽州山水间, 踏着斑驳的青石板路, 去看看徽州的牌坊、祠堂、小桥、古楼, 这里面的故事很多, 顺便问问在长有新绿屋檐下晒太阳的老人们, 历史沧桑都在他们肚子里。”其实, 作者整天穿行于上述徽州的山水, 肚子里更是装满了关于徽州的过去和现在, 阅读他的散文也恰恰是人们了解徽州人的最好途径。

挚爱是文学的动力。这种爱, 一是对家乡和故土, 这一点, 当然无可置疑;一是对文学写作。作者大学学的是生物, 从事的工作也与文学无关, 但却能持之以恒、笔耕不辍, 正是把文学创作当做内心追求的体现。而上述二者的结合, 就实现了他用美的文字和想象来展示他的家乡和故土的心愿和情怀。作者精细观察、勤于挖掘、用心体验, 在寻找和发现美的素材方面可以说比同样以徽州文化和徽州人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家都要丰富和广泛, 正是因此, 才得以为读者奉献出徽州社会“樱桃之红、芭蕉之绿”的五彩斑斓和绚丽多姿。作者长期浸润于中国古代诗书文学和书画艺术的审美世界, 从中吸取丰富的文学艺术营养, 又以此心眼去观照、品味和体验徽州的山水草木、世态风情, 常常虽身处徽州而同时又仿佛进入了传统的诗画意境, 读者也在品读作者笔下徽州的同时, 领略着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的美感天地。如此的写作脉络在诸多篇章里一脉相承, 或在文章开头, 或在文章结尾。我们每每看到作者对古代诗文的引用, 从而使作者笔下的徽州与传统经典诗文相互印证, 进而使彼此的审美感染力相得益彰。比如《杏花春雨江南》一文开头所引元代虞集的词、《又见东坡竹林》一文结尾引用苏东坡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雀喧禾黍熟》结尾引用白居易的“劝君莫打枝头鸟, 子在巢中望母归”等, 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

在对家乡生活的描述和表现中, 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徽州风俗民情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这些今天都已成为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关注的对象。比如农历九月十九观音菩萨成佛之日的荡秋千, 作者家乡三阳的荡秋千远近闻名, 村民也比别处更重视其事, 作者的《秋千娘子》就写了该处与别处不同的风俗, 即重点不在村民的参与, 而是村民只是观众, 秋千架上则是专门由年轻姑娘扮演的秋千娘子。她们在荡漾的秋千上表演各种各样的动作, 或像嫦娥, 或像观音, 嘴里还同时唱着歌, 引得观众们连连喝彩。还有在《撒帐风情》里对徽州流行的“撒帐”风俗的描写。“撒帐”之举始于汉武帝刘彻, 他娶了李延年妹为妃, 入帐共坐, 饮合卺酒, 听宫女们边唱边撒五色同心花果, 此做法后相沿为风俗, 流入徽州后一直延续, 只是已不再限于洞房花烛之夜, 而是遇到喜庆之事都可请人来唱。作者笔下的春嫂就是乡间专司此事的歌手, 她甜美的歌喉回荡在乡村的夜空, 有时竟会让上了年纪的老寿公情不自禁起来。作家的文字毕竟浪漫而富有想象, 其对地域风情的展示总是更倾向于人的情感世界, 这正如文化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在其中去寻找文化传承的内在符码和人的族群基因, 二者并行不悖, 相得益彰。可惜研究者对这些文化的活遗存似乎还关注得不够。

洪振秋的散文除了上述诸多美感愉悦, 也存在一些不足。

其一是文章思路和结构比较单一, 卒章显志的套路比较明显, 尤其是无论何种素材, 常常都少不了一个较为昂扬的结尾。在部分作品中, 作者虽然也写到了一些带悲剧意味的人和事, 但文章的结局仍然回到了圆满和欢喜, 但这种欢喜又常常只是出于作者较为生硬的主观添加, 反而使整篇文章的立意显得支离, 像《六月雪》这篇作品尤其明显。

其二是作者醉心于徽州这杏花春雨江南的风光与风情, 但笔下未免过多和煦的暖风, 几不可见人间尚有或凛冽或刺骨的寒风和冷风。上面我曾提到“唯美, 在不同程度上, 可以说已成为他 (作者) 写作的出发点”, 而且这美的内涵基本属于温馨婉约的一路, 缺少了阳刚的力度和严峻的深度。正因为此, 作者面对传统和家园几乎只有忘我的陶醉或忘情的拥抱, 而没有理性的观照和冷峻的反思。这就造成了作者几乎千篇一律地认为凡徽州过去的必是好的心理, 而且还差强人意地要把这种心理传输给读者。最有代表性的是《秋尽江南草未凋》这篇作品, 文章对那位徽州历史上扑朔迷离的人物赛金花的赞美, 基本建立在没有充分根据的传说之上。什么“危难之时挺身护国”“保护故宫、保护文物”“徽州人的骄傲”“蒙受千古奇冤”等, 实际上都相当离谱。很显然, 如果在涉及历史人事的文章里只凭一厢情愿而罔顾事实, 那就十分不妙了。其实关于赛金花的这段公案, 早在20世纪60年代, 胡适在读了许世英的回忆录中涉及赛金花的文字后, 即给许世英写有一信, 指出:“前面泛叙赛金花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以后一大段, 全是无根据的野史。《孽海花》小说造谣于前, 以后越传越野, 故记录您的回忆录的朋友竟说, ‘赛金花的功劳实还超过当时的议和大臣李鸿章。’又说, ‘连朕即国家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仰仗于她。’此皆毫无史实的根据。”[1]85此信后面, 还附有胡适第二天的补充信件, 内容是“顷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量宇先生 (廷以) 告知, ……赛金花的故事全无历史事实的根据。”当代作家赵焰先生在他的《思想徽州》一书中, 也对此进行了考证, 其中引用的齐如山的材料也证明了胡适的判断。因此, 在文化散文写作中, 本土作家如何以客观的心态去面对家乡的历史和人物, 不仅不能陷入先入为主的盲目, 更要在文化怀旧的时候超越史实, 看得更深更远。正如散文理论家范培松所说:“学者散文家们视散文创作为文化精神的穿越, 他们几乎都有文化怀旧的癖好, 但文化怀旧不是他们的本意, 文化怀旧的终极目标是文化精神的穿越。”[2]184另一位散文理论家王兆胜也说:“在散文中, 知识是一些材料, 它必须被思想和智慧点燃, 才会获得个性和生命”。[3]52文化精神的穿越, 就是能站在当代精神意识的高度去与传统和历史对话, 而不是消弭了作者的当代立场, 完全被历史材料淹没, 更不可为我所用地依靠那些不靠谱的材料。怀念先贤、珍惜传统, 无可厚非;但在艺术创作中, 作为主体的作家还是要以自己的独特发现和体验为出发点, 使怀念和珍惜都真正出自内心并能展示出与别人不同的内涵与特点, 否则就难有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独特。所以, 我很期待作者在现有基础上, 能进一步拓宽视野、丰富内心、广泛吸收, 努力在文章立意的深度、文章表达的多样、审美追求的多元和主客构建的多向上下功夫。根据作者所具备的诸多条件而言, 只要持之以恒, 完全能够在创作上实现新的飞跃, 让笔下杏花春雨的江南展示得更加绚丽和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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