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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11-30 11:43

韩愈在世时, 其诗歌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注意。韩愈去世之后, 晚唐文人多提及韩愈的文, 而对其诗只字未提, 如杜牧“只称其文, 不称其诗”[1]303。韩诗遭到的冷遇, “大体上, 在北宋中叶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1]304, 此后韩诗便成了诗人眼中的焦点, 有对其推崇膜拜者, 亦有对其批评诘难者。推崇者如欧阳修, 其云:“退之笔力无施不可, 而常以诗为文章末事……然其资谈笑, 助谐谑, 叙人情, 状物态, 一寓于诗, 而曲尽其妙。”[]此时, 欧阳修已认识到韩愈“诗”与“文”有着密切关系, 但对韩诗持赞美之态。而批评者如北宋诗人陈师道, 其云:“退之以文为诗, 子瞻以诗为词, 如教坊雷大使之舞, 虽极天下之工, 要非本色。”[3]“以文为诗”是北宋诗人们对韩愈诗歌创作技巧和诗歌风格的理论总结, 后世之人对韩愈的诗不管是推崇还是批评, 都围绕韩愈“以文为诗”这一说法而展开。

诗与文的关系是“以文为诗”争论的焦点所在。已有研究多局限于文体角度, 多探讨韩愈诗中之“文”是如何体现的。而“‘文类’作为对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的命名, 其本质是基于文学作品自身及其存在时空的多维性而秉持的审美策略”[4]49, 可见从文类学角度出发, 能对文学作品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古今时空观照。涂尔干认为:“有些类别是处于支配地位的, 有些类别是被支配的……每一种分类都包含着一套等级秩序。”[5]文类之分亦是如此, 等级是其突出的特征, 更是其首要的特征。每一种文类的产生首先面临的便是越级挑战, 也即挑战和突破即有等级, 在此基础上才能进入“边界显现”“文类经典化”的过程, 这三个阶段是文类的生命历程。这一生命历程也依次象征着文类的萌芽、发展、成熟, 此三种生命状态亦是首尾相连、不断循环的动态过程。以“以文为诗”为文类标志的“韩诗”, 也有着同样的文类生命历程。有鉴于此, 本文将从“文类学”角度, 来重新考察韩愈“以文为诗”这一经典文类现象, 揭橥“韩诗”这一文类的生命历程。

1 越级挑战:文类等级与“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

文类等级指不同文类在文人心中有高低贵贱之分, 有上下之别。以中国古代为例, “诗”与“文”总体上处于“文类”金字塔的顶端, 远远高于词、曲、戏剧、小说等文类。文类等级以其鲜明的“历史封闭性”对“文学进一步发展以及文类不断新生的巨大障碍”[4]76。由此, 文类生命历程最初便是从对文类等级的越级挑战开始, 这是文类萌芽新生的第一步。这一步主要是由一代又一代作者来积蓄力量, 并在某个作者的创作实践中得以突出表现。而造成文类之间等级分化的原因, 主要是三个因素:“社会等级意识, 统治阶级意识形态, 文学观念。”[]韩愈走上“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道路, 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学观统摄下的“诗”“文”等级密切相关, 其创作行为正是一种对即有文类等级的越级挑战。

唐代“诗”与“文”的现实等级。首先, 理清“诗”与“文”在当时所指的具体文类是什么。由于诗歌在唐代走向空前的繁荣, 格律诗走向成熟, 唐人“特别强调‘诗’‘笔’的分别”[6]214。就“笔”而言, 包含骈体奏章和散体古文。虽然从初唐起, 唐人便主张恢复文之风骨, 摆脱齐梁浮华习气, 但就唐代整体而言, “笔”的具体文类仍然是骈体奏章。以韩愈为首掀起的“古文运动”, 也只是在中唐时期昙花一现, 骈文在晚唐又出现了复兴。而“诗”在唐朝包含古体诗、近体诗以及抒情骈文, 但整体上主要以“格律诗”为典型的具体文类。其次, “诗”与“文”出现高低之别与中国古代“言志”“载道”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对于“诗”与“笔”而言, 由于中国古代不论诗还是文都与政治密切相关, 长久以来形成了“言志”“载道”的教化特点, 在文质之辨中更侧重诗文之“质”。初唐陈子昂, 其云:“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 风雅不作, 以耿耿也。”[7]可见初唐文坛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六朝靡靡之风, 恢复诗文之质。因此“诗”“文”这两个文类, 哪一个先摆脱六朝靡靡之风, 哪一个便会在社会中占据高位。而唐格律诗显然比唐骈体奏章更快摆脱了六朝“绮靡”之风, 因此唐诗在影响力, 在文类等级上超过了骈文奏章, 也即“诗”胜过“笔”。而散体古文作为“笔”其中一个分支, 又低于骈体奏章, 由此可见“诗”类远高于“古文”类。

“诗”高于“古文”催生了“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韩愈在中唐所掀起的“古文运动”, 十分注重“道统论”, 韩愈对“文以明道”进行了充分阐发, 其言:“愈之所志于古者, 不惟其辞之好, 好其道焉尔。”[8]139韩愈推崇古文, 并非仅仅喜欢那些古文词句, 而是重视其中之“道”。古文只是韩愈用来弘道的一个工具。韩愈之所以选择古文来恢复“道统”, 是因为古文相对骈文的辞藻更加明白易懂, “也就是说古文在宣传儒家思想方面, 它的重要性是其他文体所无法替代的。”[9]然而, 韩愈古文运动阵营的大将, “有的重道, 有的尚奇, 未能准确把握韩愈古文的精髓”[10]209, 如李翱、樊宗师、孙樵等要么将古文引向奇崛深奥, 要么引向干巴巴毫无文采的境地, 古文运动走向低潮, “明道”的目的在韩愈看来并没有达到。而后世人们所指出韩愈“以文为诗”的代表作, “大部分是韩愈三十五岁以后的创作”[9], 此时距离韩愈二十五岁积极提倡古文已过去十年了 (1) 。韩愈应该认识到古文作为唐代弱势文类很难单独完成“明道”任务, 韩愈此时不得不转向诗, 诗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和受欢迎程度远高于文, 不管是骈文还是古文。但韩愈又并非用诗直接“言道”“载道”, 而是将文引入诗, 希望借诗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古文运动的影响力。

文类等级的现实与理想。韩愈所处的时代, “诗”类高于“古文”类, 这是当时文类等级的现实, 是使其转向诗歌的诱因。但就韩愈个人而言, 他心目中的文类等级恰恰相反, 在他心目中, “古文”类是高于“诗”类。对此, 后人欧阳修也有指出:“退之笔力无施不可, 而常以诗为文章末事。”[]中国古代文论中多称词、曲、小说等为诗文之“小道”“末技”“小技”, 而韩愈自称“多情怀酒伴, 余事作诗人”, 将“诗”视为“文”的余事、末事。足见, 韩愈心中的文类等级观和现实的文类等级是有着差异, 这也是为什么韩愈引“文”入诗的一个重要原因。文类等级意识对于作家、诗人来说一个重要的影响便是:“文类等级产生的‘意识渗透’形成了主导文类对次要文类独立性的威胁和殖民。”[4]75这种“意识渗透”在我国古代体现的尤为突出, 如“文人之词”“诗人之曲”以及明清小说中存在大量诗词的现象。韩愈心中“文”高于“诗”, 使得“文”对“诗”的入侵成为必然。韩愈“以文为诗”, 将散文笔法用于诗歌写作中, 技巧上是“文”的引入, 实质上是“文”高于“诗”的文类等级观的体现, 韩愈试图改变现实的“诗”高于“文”的文类等级, 从而进一步推动“古文运动”的发展, 实现其“弘道”目的。

2 边界显现:文类界限与“以文为诗”的理论批评

如果说越级挑战意味着文类的萌芽, 那么“边界显现”则意味着文类的发展。文类等级是文类之间的高低之分, 呈现的是文类纵向之态;而文类界限则是文类之间的左右之别, 呈现的是文类横向之态, 横向之别是文类走向独立的重要过程。德国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11]33, 每一个文类其实都是一个符号, 诗、词、曲、戏剧、小说这些文类之“名”的产生, 就是一种符号化。文类得“名”是人们对文类界限认识深化的产物。常言“名副其实”, 对于文类而言, “实”往往是人们总结出的某一文类特征和规律。只有有了“实”, 文类之间才能彼此区分, 文学批评方能有效进行。反过来, 文学批评又进一步促进文类边界清晰化, 推动特定文类走向独立。

文类界限具有相对模糊性。也就是说文类界限虽然模糊, 但绝非没有界限。首先, 文类界限存在是一种必然。没有界限就没有办法来给文类命名, 这是不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以“诗”为例, 人类以“诗”来称呼某一类文学作品, 是在反复观察某一类作品, 从具体的作品中抽象出共同的特征, 并命名为“诗”, 这一过程是人类抽象思维和本质思维的产物。人类认识世界的实质, 是一种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处理, 命“名”的过程。文类之间拥有界限是毫无疑问的。其次, 文类界限又是模糊的。原因之一在于文学本身就具有模糊审美的特点。文类是对文学作品的划分归类, 而人们对文学作品的感受主要在头脑中进行, 是一种想象的产物, 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文学作品本身并不同于世界中的山、石、鸟、兽等客观物质存在, 就后者而言, 人类对其分类可以通过测量、解剖、化学分析等科学方法得到一些较为稳定的分类标准, 因而彼此之间分类十分细致, 界限往往比较清晰。原因之二在于文类自身具有相对历史性。换言之, 尽管在某一个时期内, 某一文类的所指是相对固定的, 但是某一文类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 所指的内涵又是不一样的, 文类是处于流变之中。

“诗”“文”界限唐宋之演变及其影响。首先, “以文为诗”的现象在中国诗歌史上早已存在。如《诗经》中大量采用“赋”的写作手法, 汉乐府中存在的叙事诗;即便是离韩愈最近的伟大诗人杜甫, 也存在大量“以文为诗”的现象, 杜甫“以史笔为诗”, “也是以文为诗艺术手段的一种表现。”[12]其次, 宋以前“诗、文”文类界限并不明晰。“以诗为文”的批评最早在北宋时期出现, 这远远晚于包括韩愈在内的“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及五代时, 诗文之间界限并不明晰。魏晋时期文类观是强调文笔之分, 以有“韵”与否加以区分, “有韵为文, 无韵为笔”。唐朝因诗歌走向繁荣, 诗的地位更加突出, “诗、笔之分”逐渐取代了“文、笔之分”。唐人的“诗”类观受到六朝“文”类观的影响, 六朝除了强调“文”之有韵, 也强调“文”的抒情性:“至如文者, 惟须绮毂纷披, 宫徵靡曼, 唇吻遒会, 情灵摇荡。”[13]因而, 唐代“诗”类范围较大, 除了包括古体诗、近体诗, 还包括赋、抒情骈文之类。而“笔”类范围包括骈文奏章和散体文。韩愈“以文为诗”, 后人常指出韩愈以散文笔法来写诗, 而晚唐及五代, 散体这一文类并不突出, 仅仅是“笔”中之一, 说“以笔为诗”又不准确, “笔”中还有大量骈文奏章存在。“文”的概念未形成, 而“诗”类范围又大。所以“文”和“诗”的界限还未完全展现出来, 也不涉及理论批评。最后, 北宋“诗、文”文类细分催生了“以文为诗”的理论批评。等到宋朝, 文类出现了细分, “诗学、赋学、词学都独立成学”, “散文 (或称文、文章) 创作以及其研讨明显地与韵文区分开来。”[10]210而且“宋代古文大盛, 散体成了正宗”[6]216, 即便是唐时的抒情骈体也归于“文”这一名称之下, 成为散体的附庸。此时“诗”与“文”各自内涵明晰, 两者界限自然突出, 人们读韩愈的诗便很快发现了“诗文越界”的现象, 并作出理论总结为“以文为诗”。这种理论批评深化了“诗”“文”边界意识, 同时也使“韩诗”这一新的“诗”类获得独立地位。

3 文类经典化:文类意识与韩诗经典化

从文类的生命历程来看, 当一个文类完成“越级挑战”“边界显现”后, 便会走向成熟和经典化。文类的经典化反过来推动文学作品、文学风格的经典化。上面已谈及文类对于作家 (诗人) 、读者 (包含批评家在内) 的影响, 就韩愈而言, 文类等级意识催生了他“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而在后世读者看来, 文类界限意识也即“诗、文”有界激起了读者对韩愈“以文为诗”的理论总结。除此之外, 文类对于作品本身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文类经典是因文类而被建构的。”[4]180韩愈的诗歌之所以在北宋及以后争议如此之大, 很大程度上在于韩诗开启了一个新的“诗”类, 并在宋人的继承与发扬中形成了独特的“宋诗”, 这是完全不同于“唐诗”的新的诗类。

文类创新与文学作品经典化。其一, 古今中外, 许多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某一文类的代表之作或为某一文类的开山之作。如《诗经》《荷马史诗》分别作为中、西诗歌史上的较早源头, 在中西文学史中被后人不断追溯、学习与膜拜。其二, 文类创新是文学创新的一大手段。作家和诗人在面对前人的文学成就文学经典时, 文学作品在文类上的创新往往是超越前人的一大手段, 一个新的文类的形成, 必然伴随着新的命名, 命名是一种符号的力量。德国学者巴尔纳曾说:“在遇到应当把某种标准体系长期固定下来, 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传统时, 要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命名一批典范的作品。”[14]这种命名典范的作品实则是对新文类的认可与承认, 对作品进行经典化塑造的过程。

“以文为诗”的韩诗开启“宋诗”这一新文类。首先, 唐之前有六朝靡靡之风, 宋初诗坛多为“晚唐体”和“西昆体”, 北宋文坛初期和唐代文坛初期面临的文学现实类似也即“诗文”之“质”的恢复与弘扬。韩愈以其弘道的历史形象, 很快受到主持文坛的欧阳修的重视, 欧阳修不仅将韩愈的文奉为经典, 也极其赞赏韩愈之诗, “欧诗学韩, 是由宋迄清的批评家所公认的。”[1]303其次, 韩愈“以文为诗”这种诗歌风格特征和写作技巧, 适应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特点。宋代是典型的文官政治, 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强, 参政意识高, 爱发表政见, 欧阳修在《镇阳读书》中写道“开口揽时事, 议论争煌煌” (2) , 可谓是对宋代文人的精神风貌的概括。加之宋太祖立誓“不杀士大夫”更加促成了文人广发言论, 积极参政。在这样的文人精神风貌下, 韩愈的诗歌自然被视为典范, 既符合弘道的要求, 又因其散文化笔法而使得诗歌书写内容获得极大地解放。由此逐渐形成的宋诗已和唐诗截然不同, 这一点宋人就已经发现了, 如严羽批评宋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 遂以文字为诗, 以才学为诗, 以议论为诗, 夫岂不工, 终非古人之诗也。”[15]韩愈之诗被贴上“以文为诗”的标签, 也正是一种“经典化”的过程, 这一标签无疑以一个新的诗类, 影响了整个宋代诗风。

“以文为诗”的文类的创新是面对经典的超越手段。韩愈眼中, 李杜的诗文是经典, “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 (3) 韩愈面对李杜也只能感叹“伊我生其后, 举颈遥相望” (3) , 前辈的诗作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杜甫的诗是格律诗这一文类的典范, 而李白的诗是古体诗的一座高峰。杜甫的诗歌有章法可学, 李白的诗则多凭其天赋。韩愈选择的是学习杜甫, 但将“散文”这一“非诗”因素融入诗歌写作中, 并极其突出地表现出来, 形成了独特的文类风格。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九《与李天英书》云:“杜诗知诗之为诗, 而未知不诗之为诗。而韩愈又以古文之浑浩而为诗, 然后古今之变尽矣。”[16]韩愈“以文为诗”创造了新的文类, 也即“不诗之为诗”。清代叶燮在《原诗》中也指出韩愈让诗为之一变, 其言“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 其力大, 其思雄, 崛起特为鼻祖”[17], 这里的“变”很大程度上是由文类创新产生的。而宋代文人在面对盛唐诗歌的高峰, 继承和发扬了韩愈“以文为诗”, 创造“宋诗”这一文类, 使得唐宋之诗各有千秋。当然宋人更为明显的文类创新, 当属词的繁荣与成熟。由此可见, 文类创新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

4 结论

从文类学角度重新考察韩愈“以文为诗”, 以“韩诗”这一新“诗”类依次所经历的萌芽、发展、成熟的三个文类生命阶段为考察节点, 可以进一步发现文类等级作为文类首要的特征, 任何新文类的产生都将经历对旧有文类等级的越级挑战。新文类的产生也并非一蹴而就, 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而文类界限的明晰与显现是推动新的文类走向独立的重要力量。最后, 新文类在接受中被命名, 被贴上标签, 走向成熟与经典化。这种经典化不仅促成了文类首创者的作品走向经典化, 更开启了后世对其文类特征模仿的潮流, 形成一种“文类时尚”。同时文类在成熟中也将形成新的等级, 这又潜藏着下一次又一个新文类越级挑战的信号。因而文类的生命历程:萌芽、发展、成熟三个阶段, 并不是一条直线式的, 而是首尾相连的循环式、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进一步证明了一个文类不仅是现在的, 而且是过去的和将来的, 不仅是这一类的, 还关系到其它类, 正因如此, 文类作为对文学作品的观照才是跨越时空的、多维而立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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