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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11-30 11:44

提起当代台湾文坛的杂文写作, 大陆学界一般关注的大概不外乎柏杨、龙应台二人, 认为二者的杂文是鲁迅杂文传统在台湾的延续, 前者继承了鲁迅杂文历史文化批判的传统, 而后者则在社会现实批判的路子里。但这样的了解并不全面。事实上, 1949年以来台湾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在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杂文写作。除上述为人熟知的柏杨、龙应台之外, 至少还可以举出应未迟、陈梅隐、寒爵、凤兮、钱歌川、刘心皇等人, 他们的杂文湮灭在台湾文坛其它文体繁盛的创作之中而不为学界所关注。

其中寒爵是较早在台湾文坛推行杂文的人之一, 并身体力行在1950-1960年代写作了大量的杂文。寒爵本名韩道诚, 1917年出生, 河北盐山人, 受五四新文学影响, 大陆时期在报纸副刊发表文章走上文坛。1949年到台湾, 先后任职于《公论报》、台湾省编译馆、文化大学、东吴大学等机构。从事历史研究, 并从事文学创作, 尤其擅于写杂文。其杂文泼辣隽永, 著有《百发不中集》《戴盆集》《望天集》《荒腔走调集》《闲文集》《食蝇集》《人鬼之间》《信言不美集》《寒爵自选集》等杂文集。其杂文曾得到柏杨的称赞, 认为寒爵是台湾文坛唯一可压倒自己的一支巨笔。寒爵的杂文敢于批评社会、抨击特权, 其泼辣、犀利之言辞颇兼得鲁迅杂文之形, 但由于时代语境与个人思想之限制而不得鲁迅杂文之神韵。但无论如何, 在鲁迅台湾传播的脉络中, 寒爵都是不得不提的存在。

杂文是中国新文学收获的重要文体。在百年新文学发展史上, 鲁迅对杂文的贡献巨大。从新文学早期《新青年》上的“随感录”, 到后来的“鲁迅风”, 中国新文学中的杂文一直与鲁迅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 鲁迅参与了中国新文学杂文文体的初创, 并将之发展到了艺术的高峰, 带动了一大批作者从事这一文体的创作。鲁迅之后, 杂文主要在左翼作家群体中得到承认和推广, 涌现出一大批杂文家, 如聂绀弩、徐懋庸、唐弢等。但这一文体一直未得到自由主义文人的认可。1949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剧变, 一大批自由主义文人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 带来了中国新文学中的自由人文主义传统, 同时国民党当局严厉查禁1930年代文学, 使得中国新文学的左翼传统被完全截断。另一方面, 虽然早在日据时期就有台湾知识分子认识到鲁迅战斗性杂文的价值 (1) , 但国民党当局出于稳固其在台政权的需要, 一味强调其所谓“反共复国”大业, 对于台湾本土的文化诉求并不回应, 致使台湾本土的鲁迅传统被迫中断。这样一来, 一方面, 左翼文学脉络中的杂文由于与鲁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被当局认为具有承载左翼意识形态的功能, 在台湾文坛几乎成为一种人人避之不及的文体;另一方面, 杂文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性, 也不能为专注于稳固在台统治以期实现所谓“反共复国大业”的国民党当局所容忍, 以高度的集权收紧对文化的控制, 杂文强烈的现实批判指向, 使得在政治权力较为集中的历史时期, 其发展及发挥的作用, 必定受到程度的限制, 因而其势不彰。这些因素都限制了杂文在台湾的发展。

1950年代, 大陆来台知识分子一度成为台湾文坛的主力, 这批自由人文主义者在大陆时期就不认同杂文这一文体, 其中部分人还与鲁迅就相关问题有过激烈交锋。这一时期, 一部分成名于大陆文坛的文人对杂文评价不高。如梁实秋认为, 写杂文“宅心必须忠厚, 非徒逞一时之快, 哀矜勿喜, 谈言微中, 庶几有益于世道人心。” (2) 这可以说是自由人文主义者的价值观与审美观的表述。如果熟悉梁实秋、鲁迅当年主要的交锋点, 这段话其实隐含了对鲁迅杂文观念的批评。上述的观点影响了1950年代的杂文写作, 使得这一时期的杂文虽强调战斗性, 但却在实际的效果上绵软无力, 已难看出鲁迅杂文力的美学。

但少数钟爱杂文的作家对杂文的理解, 仍在鲁迅的传统里。应未迟的《匕首集》1955年由联合报社出版, 这本杂文集鲜明地表现了作者上承鲁迅视杂文为匕首、投枪的文学观。在为这本杂文集所写的序言中, 梁实秋认为杂文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其意义在于能够代表“普遍的人性” (3) 。不过, 作者本人却未必同意梁实秋的观点。这可以从应未迟为陈梅隐杂文集《暮鼓晨钟》所写的书评中得到答案。在这篇文章中, 应未迟表示不赞同陈梅隐杂文中“谆谆道来, 娓娓不倦”的“反复劝说”, 认为杂文应避免“迂回曲折”而强力进击, “为光明讴歌, 向丑恶挑战”, 应“有毫不妥协的战斗性”, 去“医疗和纠正”社会的病态。 (4) 并且希望, “一向漠视和忽略杂文的文化运动主持者, 对杂文的效用, 重新加以估价。”1930年代, 鲁迅即已声明作杂文之不易, 并对杂文遭人批评为“容易下笔”、“容易出名”而导致一些“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发起反击。 (5) 鲁迅认为, 杂文之不受欢迎在于它的对现实黑暗的“极尖锐的一击”。应未迟也指出, 在1950年代的台湾写作杂文之不合时宜, 原因在于社会上正流行着一种“亟待医疗和纠正的”“社会病态”。 (6) 对于杂文的出路, 应未迟虽称当年那位“老‘刀笔吏’所留下来的其它刁钻话几于无一足取”, 但却以“路, 是人走出来的”这样直接来源于鲁迅的话鼓励台湾文坛“走出一条使杂文受到重视的路子来”。 (7) 对鲁迅不称其名, 而代之以当时台湾对鲁迅的蔑称 (刀笔吏) , 这毋宁是一种自我保护。事实上应未迟不仅在杂文观念上深受鲁迅影响, 在具体的杂文写作中, 也不时闪现着鲁迅的影子。应未迟在其《匕首集》《重见故乡》《轻尘集》等杂文中, 经常援引鲁迅的文字, 阿Q、假洋鬼子的形象不时出现笔端, 甚至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告也被直接引来作为杂文题目。对这本杂文集, 当时有人评价它“是一本不同凡响的杂文创作”, 并期待台湾的杂文“由这本集子的出版逐渐呈现蓬勃之气”。 (8)

可见, 在当时的“反共”语境下, 杂文虽因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打压, 仍有部分人认识到杂文独特的文体价值并希望能在台湾发展这一文体。寒爵就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 从他的杂文和关于杂文的一些论述中, 可发现他阅读鲁迅的痕迹。

1954年4月, 苏雪林在为钟梅音的《冷泉心影》所写的序中倡导文学要写风花雪月, 并攻击那些反对“絮语家常的文字”者乃是“中左派的毒太深”。 (9) 在苏雪林看来, 杂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左翼文学一脉的重要文体。寒爵读后颇不以为然, 于是在其主编的《反攻》杂志6月号撰文对苏雪林提倡“玩山乐水、吟风弄月”的倾向提出批评, 认为这有悖于当前“战斗文艺”的需求。表面看来, 寒爵虽主张以杂文快速反映现实、鞭笞时弊的功能襄助“反共复国”之使命, 但联系其后来的诸多论述来看, 其意在于杂文之“战斗性” (普遍意义上的批判性) 而不在于杂文是否与国民党提倡之“战斗文艺”相符。通过寒爵这一曲折的表述也正可窥见杂文这一文体在台湾的尴尬处境:杂文要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 只能以化身为“反共”的工具来为自身作掩护。

在著名的“文坛往事辨伪案”中, 寒爵曾就鲁迅的相关问题与苏雪林激烈论争, 直接暴露了他阅读鲁迅的事实。由于“戒严”时代阅读鲁迅等左翼书籍牵涉到重大的思想问题, 事情发展到极端, 以至于最后双方互扣红帽子, 互相指责对方受鲁迅及左翼文艺思想影响。寒爵极力撇清关系, 并从国民党当局所提倡的战斗文艺的角度对苏雪林所主张的风花雪月提出批评:

现在我们文坛上有一道主流, 它的泉源虽然脉络不一, 但是, 由于它声势相通, 而归趋于同一方向。玩山弄水, 吟风弄月的雅人名士, 和写着“月儿, 月儿, 你下来”, “猫儿, 猫儿, 你别叫”的文艺作家, 都是这个主义的骨干。……这些被目为“贞洁”的作品, 正是一些“岁月过得相当清闲, 而生活也相当舒适”的人们, 在自己“生活的小圈子里, 一味放开甜蜜的歌喉, 歌唱她个人的幸福。”清闲, 舒适, 甜蜜, 幸福, 确实使人艳羡……[中略——引者注]不过我觉得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仅囿于小市民意识的小宇宙内, 而不能领导时代反映时代, 纵然可以在他的小园庭中建起了象牙之塔, 纵然可以左一朵花右一朵花的自缀其桂冠, 但是这种自我欣赏, 自我陶醉的表现, 即使受不到“中左派的毒太深”者的“别有用心的攻击”, 然而由于它的塔基既建筑于沙堆之上, 桂冠上的花朵又经不起风吹日晒, 他的荣光, 也会旋即黯淡的;更何况时代所起的扬弃作用, 向不留情呢! (10)

如果忽略其背后的政治立场, 这样的文学观念, 在话语的形式上和鲁迅殊无二致, 或者说直接模仿鲁迅的相关论述而来, 也未尝不可。鲁迅在二三十年代与人论争时, 多次提及类似的话。鲁迅反对那些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 认为文学不能在纯粹“艺术”与“个人”的领域里独善其身:“有一派讲文艺的, 主张离开人生, 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或者专讲‘梦’, 专讲些将来的社会, 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 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 (11) “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时代的人生记录, 人类如果进步, 则无论他写的是外表, 是内心, 总要陈旧, 以至灭亡的。” (12) 鲁迅打破自由人文主义者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迷信, 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定位在与社会历史的广泛的联系里, 认为文学之趣味必须与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相结合。在《杂文的写作问题》一文中, 寒爵又明确指出杂文的文体形式、杂文的社会功能、杂文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特征, 这与鲁迅的杂文理论中将杂文分为“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两翼相一致。强调杂文的战斗性与批判性, 正是鲁迅与其论敌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寒爵也认为杂文不能是“吟风弄月逃避现实”的“消闲的摆设”, 而应是“与社会上的黑暗现象搏斗”的“匕首文学” (13) 。寒爵当然清楚在“戒严”时代的台湾, 杂文是不合时宜的, 但仍认为杂文可刻画出一个时代的轮廓 (14) 、是追求社会真相的最好的文艺方式:“杂文虽被若干人目为非文学‘正统’, 且有人认为目前杂文的兴起, 是自由中国的‘厄运’, 但如果稍具良知的话, 就不能否认杂文写作者追求真理的热诚, 并不低于任何文艺工作者。” (15) 在寒爵看来, 战斗的价值, 是高于书斋里的自娱自乐的。

这样的文学观念在1950年代的台湾的生长, 是一种独异的存在。整体来看, 寒爵的相关论述中, 其话语内外的立场, 是反共的, 但其文章却与所谓“反共文学”截然有别;批评社会现象, 却又不专注于制度性的变革, 因而也不在自由主义的轨道上;与“官方”有所龃龉, 但与左翼的距离也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 不仅在杂文观念上寒爵与鲁迅有很多相似之处, 而且在杂文的形式与内容上对鲁迅杂文也颇多模仿。在寒爵的杂文集中常有《随感录》《杂感》这样的题目, 其形式与鲁迅从五四文学革命之初《新青年》开辟“随感录”时期就开始的短评性质的“杂感”完全一致。在《随感录》这篇文章中, 寒爵严厉地指责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妖精’”的说法源于鲁迅对于中国“吃人”的礼教的批判。此外, 该文中还有如下的文字:

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苦痛之上的, 是聪明人;用自己的苦痛来为聪明人建筑幸福的是奴才;只知在苦痛中追求真理而忘记了自己幸福的人, 是傻子。 (16)

而在另一处, 他还提到:“没有傻子, 聪明人一生也没有路走。” (17) “聪明人”、“奴才”和“傻子”正与鲁迅《野草》中的形象一致, 倘若不是直接来自鲁迅, 那么他们也有共同的来源——厨川白村。寒爵曾阅读过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 其所用的正是鲁迅当年的译本。由此也可看出他对鲁迅的追随。另一方面, 他的自我解剖也同鲁迅一样动人:“为了生存, 谁没有自己的谎言呢?坦承地讲, 我有我的谎言, 虽然良知时时掴着心灵在泣血。” (18) 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杂文《我要骗人》。

在另一篇《随感录》中, 寒爵这样说:

一位朋友说, 孔子聪明到一心一意要做圣人, 应是一位“大奸”。这, 当然是笑谈。不过历史上却有若干一心一意要做“圣人”的人, 自以为“圣言”“圣行”, 可以垂世, 结果却在时代的铁轮下倒了下去。孔子的圣, 是后人尊奉的, 他活着的时候, 确实一肚子不合时宜, 何曾自以为圣?

这样的观点, 与鲁迅颇为接近。

寒爵说, “人之‘立言’是一件很难的事。不‘致良知’的话, 是废话, 固为有良知者所深恶;然真正‘致良知’的话, 却又往往被人目为‘乱讲话’, 反不若违心之论, 易得实惠。” (19) 乌鸦“哑哑兮招唾骂于里闾”, “事将乖而献忠, 人反谓尔多凶”, “由禽而反诸人, 可知乌鸦类型的思想, 是‘愚蠢’的。宁肯告之反灾于身, 不肯因不告而稔祸于人, 结果却往往因告凶而逢怒而杀身。” (20) 而喜鹊与鹦鹉虽“专报喜讯”、“邀宠献颂”, 却往往“全是谎言”。 (21) 诚如我们所知的那样, 鲁迅的笔下经常出现恶鸟、鸱枭及乌鸦的意象。鲁迅自己也常作“枭鸣”, 揭穿“黑夜的装饰”、“涂在脸上的雪花膏”, 以及“以主子自居”却“口是心非的‘战友’”, 对那些“欢迎喜鹊, 憎厌枭鸣, 只知捡来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 (22) 的人曾给予辛辣嘲讽和毁灭性打击。这正如鲁迅所说, “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 报告着大不吉利事, 我的言中, 是大家会有不幸的。” (23)

在读了日本的高桥敷的《丑陋的日本人》之后, 寒爵写下杂感《这应该不是家丑》, 直陈中国人的劣根性, 认为“精神胜利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特征之一。” (24) 他不指名地引用鲁迅的经典概括, 指出“中国人勇于私斗, 怯于公战” (25) 的精神病态。而一个“真正的人”则“应该有热, 有力;不妨有棱、有刺”。 (26) 寒爵非常熟悉鲁迅关于“奴才”与“主子”的概括, 指出中国的奴才见了主子“只会承奉颜色”, 但是“在对属下、对小民‘晓谕’的时候”, “却并不是没有‘气派’的”。 (27) 他对台湾社会出现的“崇美媚日”现象多有批评, 以“洋狗较土狗更为威风”的比喻指出“西崽”们逐臭、卑顺之性格特征:“在洋人面前卑顺, 在‘国’人面前逞凶”。 (28)

鲁迅的“路”的意象也一再出现在寒爵的笔下, 寒爵1986年出版的杂文集《知白守黑集·自序》, 非常明显地显示了寒爵所受到的鲁迅影响。寒爵说自己虽然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 但又“仍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良知良能, 尽一点应尽的责任”, (29) 所以“也不免因激情难忍, 喊叫呼号几声, 因而往往不为人所谅解。”在颇为感慨地总结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说:“路是人走的, 也是人走出来的;有路就有人, 有人的地方也就有路。” (30) 这虽与鲁迅关于“呐喊”的意义和从荆棘中踏出“路”来的表述有所出入, 但在表达的意义上相当一致。甚至寒爵的座右铭也直接来自于鲁迅希望与绝望的辩证:“望着前面的人, 看着自己的路, 不把虚妄当作希望, 希望便不会变成虚妄。” (31) 他说:

希望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大支柱, 有了它就可以使生趣加浓, 意志向上。纵然有人说它和失望一样的虚妄, 但是人却不能不扑向这虚妄的影子。它在人的思潮中如汹涌澎湃的浪涛, 不断地扑跌, 不断地继起;也像层叠竞高的峻峦, 既登此峰又望彼峰。正是:肉体不灭, 希望永在。 (32)

在谈到电影界、揭示人们对于影星凌波的迷恋心理时, 寒爵指出那是很微妙的:“男人把她看作女人, 女人把她看作男人。” (33) 这正来自当年鲁迅对梅兰芳现象的评价。《灯下漫笔》一文中, 其质疑写作意义的心境, 也与鲁迅极为相似。不仅如此, 鲁迅的“西崽”、“高等华人”、“假洋鬼子”等用语, 也屡屡出现在寒爵的杂文中, (34) 其《上假洋鬼子书》一文正是一篇戏仿《阿Q正传》的短篇作品。 (35) 如此, 我们便不难理解寒爵为何将自己的杂文集命名为《荒腔走调集》, 其杂文亦有《灯下漫笔》与鲁迅文章同名, 以及《门外谈禅》与鲁迅《门外文谈》的相似。

与鲁迅的社会批评一样, 寒爵的社会批评对时事政治、帮闲文人、社会众生相多有暴露和抨击, 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批评。同样, 在寒爵的杂文中也表现出明确的文明批评的意识。寒爵喜读古书, 对于中国文化多有批评, 这是鲁迅早期的思路。在寒爵的杂文中, 这样与鲁迅默默对话的地方颇多。

1950年代以后, 国民党对“五四”欲拒还迎, 一度回避“五四”相关议题的讨论。虽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褒扬五四精神, 但国民党对此并不回应, “官方”思想文化领域充斥保守气息并加强对言论的管控。在当时的台湾, 谈论民主、自由是很大的忌讳。对此, 寒爵很清楚地看到“‘五四’, 这个在当年曾是中国新文化与思想的启蒙运动, 在今天已随着‘复古’浪潮的澎湃, 显得黯淡无光了!” (36) 1956年“五四”纪念日, 寒爵发表《“五四”精神安在?》一文, 重申“五四”运动的启蒙主义性质和民主、科学的两大内容。他针对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五四”的“官方”定性指出:“我们时常听到一些悻悻之声, 把五四运动指斥为‘乱源’, 指斥为中国赤化的祸根, 甚至有人把大陆沦陷的一切责任, 都一股脑儿推到五四身上。” (37) 这样的立场, 和国民党内部分人对“五四”激进主义运动的指责是既有区别又有同谋关系。我们可将此理解为, 寒爵借此向国民党进言:可通过与中共争夺“五四”解释权的方式, 重新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中获得其正统性, 以此巩固其在台湾的统治。由此可见, 寒爵之接受“五四”仍局限于国民党的保守立场之中。

在“闲话文化复兴”系列的四篇文章中, 寒爵表示赞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但反对复古。对于“复古”的批评, 已涉及到国民党当局所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保守主义倾向, 认为正是这场运动造成“卫道之士, 正奋笔如戟, 鼎力倡议, 名言谠论, 连篇累牍”的现象, 其结果是“总不外弘扬‘五经四书’的崇高价值……似乎人人一读经书, 万难俱祛, 而中国文化从此便可以大复大兴了!” (38) 实际上, 国民党当局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极端保守的, 是对“五四”的倒退, 而寒爵看到了问题之所在, 但其批评却游离在本质之外而只针对表象, 不敢逾越雷池作激烈彻底的批判。

在具体的观点上, 寒爵能辩证地看待中华文化。“‘中国文化’并非全是好的, 所以就不能笼统地‘复兴’下去。” (39) “在‘复兴’之前, 先要有客观的批判精神, 由此批判中去选择什么已过了时, 什么是合乎时代的, 怎么样才能在文化中巩固民族意识, 才能以大家以做中国人为荣。” (40) 同样的观点也表现在他为吴浊流《浊流千草集》所写的评论中。在这篇文章中, 寒爵并不绝对否定古典诗词的写作, 而是强调古典诗词的写作倘若“文必魏晋, 诗必汉唐”, 则一定走入死路, 他沿着黄遵宪、胡适等人诗歌革命的路子, 提出及时创作古典诗, 也必须要“创造新的风格”才行。 (41) 这实际上表明寒爵看到传统文化的保守一面, 但又强调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 传统文化能增强国人文化上的自信。在文化的保守与丧失文化自信力之间, 他更忧虑的是后者, 因此:

老实说, 六十余年来自“洋务家”开始, “高等华人”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 从贩卖西洋的低级知识到贩卖百老汇的低级趣味, 一直垄断着中国的社会意识。中国文化诚然需要与西洋文化交流, 那货色却不是“西崽哲学”和“仆欧艺术”;然而“请看今日域中, 竟是谁家之天下?” (42)

西崽是自我殖民的产物 (43) , 寒爵对西崽、洋奴的批评, 能切中台湾之弊, 对于亲美反共、极端西化之社会文化有所反思。在中国半殖民地的境遇中, 鲁迅提出西崽、假洋鬼子等概念, 是鲁迅对于国人自我殖民的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思, 寒爵的发现, 可以说是半殖民地语境中鲁迅思路在新殖民背景下台湾的一种延续。

寒爵杂文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 似乎正在“五四”的路子里。但他不少谈及“五四”的文字, 却急于撇清“五四”与左翼的关系。那些标榜“五四”的文字, 其精神内涵相去“五四”甚远, 仍然在国民党反共的思路里。寒爵的杂文中表现出来的“五四”精神的疲态, 正是当时台湾社会丧失“五四”精神的一种表现。由于写作的禁忌太多, 寒爵更多时候只能调整思路, 回到古代去, 借古讽今。寒爵喜读野史, 在趣味上与鲁迅接近, 其思路也未必不是从鲁迅那里来的。虽然他在知识结构的某些方面与鲁迅相似, 但他只能在现实批判与维护政权之间小心翼翼地写作, 如走钢丝。冷战下的台湾, 需要的是“战斗文艺”和“反共文学”, 而现实黑暗的批判与揭露, 不仅与时代的氛围不相吻合, 而且往往显得危险了。寒爵曾自陈他的顾虑:“在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写作就像吃中药似的要禁忌生冷。” (44) 刘心皇认为“寒爵能在这种时代, 拿捏了这种分寸, 就是值得佩服的功力。” (45) 在这样的状态下重走鲁迅杂文的路, 容易陷入进退维谷之中。许多时候, 寒爵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共。在“反共复国”的政治口号中, 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被用来作为反共的利器, 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扭曲。但是鲁迅的丰富性, 也就被寒爵简单化了, 左翼的思想, 在他那里是没有存留的, 因而对于权力的批判也是有限的。寒爵的杂文过于板正, 其机智、幽默也不如鲁迅, 有个人的因素在, 自然也是时代氛围的使然。因此, 寒爵的杂文对社会现象的批评显得无力, 这可能也正是他避免了和柏杨一样遭受牢狱之灾的重要原因。 (46)

在一定的限度内, 寒爵有意识地偏离“反共”的话语形态, 作一种针砭现实的批评。只是, 从对立的阵营里驻足观望鲁迅, 存在着诸多的限制。寒爵不能看到鲁迅的济世之思里的伟岸和情怀, 以及社会实践背后的巨大的精神热流, 而这些正是鲁迅思想的迷人之所在。精神的层面, 他对鲁迅的理解, 只在皮毛之间。比如他的《鲁迅的“反动”》一文, 只在国共斗争的两极对立当中理解鲁迅, 将鲁迅与中国政党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简单化, 认为鲁迅是反共的, 并在这一基础上“承认鲁迅的伟大” (47) , 表明寒爵对鲁迅的理解被局限在政党斗争的范围内, 不能从对中国文化贡献的角度对鲁迅做出深入的理解。这是1949年以后国民党文人理解鲁迅的常见思路, 是后来郑学稼、刘心皇等人所谓“鲁迅是反共的”、“鲁迅是我们的人”等言论的先行者。

寒爵对鲁迅的模仿, 常常只在话语及意象的表面, 不能探及鲁迅幽深的精神世界, 其文章只得鲁迅之外形而不得其神韵, 其实是在人文主义的脉络里。由于战斗性的缺失, 在趣味上, 是从鲁迅的杂文退后到周作人、林语堂的小品文那里的。这也就是我们虽然能够从寒爵的散文从读出诸多鲁迅的意象, 却无法感受到鲁迅杂文的力的美学的原因。杂文的批判性锋芒的内敛, 既是时代所限, 也是个人的选择。在那样单一的“反共”“反鲁”的政治及文化氛围下, 寒爵的文字多见自辩之词, 以区隔于鲁迅及左翼。如此一来, 他只能把鲁迅窄化到文章语词的表面, 遮蔽掉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无论如何, 那内在的鲁迅的影响, 是洗刷不去的。寒爵身为国民党文人, 却不断以幽微的方式向鲁迅致敬, 其政治立场和文学偏好依违于“左”“右”之间, 成为台湾“戒严”期鲁迅接受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中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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