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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11-30 11:37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周作人似乎总和小品文关联在一起, 在大多数人眼里, 他是该文类的开创者和代表者, 而冲淡闲适的小品文也成为他最高的文学成就, “小品文作家”似乎是对周作人最合适的称谓。1933年阿英作《周作人的小品文》一文, 称“周作人的名字, 是和‘小品文’不可分离的被记忆在读者们的心里, 他的前期的诸姿态, 遂为他的小品文的盛名所掩”[1](599), 李素伯称周作人是“唯一的最成功的小品散文作家”[2](33)。新时期后, 舒芜在《周作人概观》中扩大了“小品文”的外延, 将周作人大部分散文都归为小品文, 并提出此类文章的“苦味”“腴润”“质朴”“高远清雅”等审美特色[0], 蒋益也认为周作人是中国小品文的代表人物之一。[4](112)《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为经典教材, 认为周作人散文理论的中心是“强调以自我为中心, 提倡‘言志’的小品文”[5](116)。

然而事实上, 周作人散文数量巨大, 据“不完全统计, 周作人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小品散文名篇, 其实只占其散文总量的5%左右。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只认为周作人是小品散文大师, 而看不到周作人主要是一位杂文大家, 那就意味着, 我们只是抓住了作家创作本体总量的5%, 而忽视了其中的95%”[6](412)。郜元宝也提出要为周作人“卸却‘小品散文之王’的徽号”[7](38)。

在周作人本人的文章中, 他对自己创作的散文曾称为“美文”“中国新散文”“杂感”“小文”等名号, 却很少称之为小品文。1945年周作人回顾自己的散文创作时说道, “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 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 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 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 “至于闲适的小品我未尝不写, 却不是我主要的工作, 如上文说过, 只是为消遣或调剂之用, 偶尔涉笔而已”[8](134)。既然不管从客观数量上还是作者主观意愿上, 周作人都与小品文无瓜葛, 那么他的“小品文作家”的称号是如何来的呢?通过史料分析发现, 胡适和林语堂二人应为这一误称“承担主要责任”。

最早将周作人和小品文联系起来的是胡适。他在1922年3月为纪念《申报》创办五十周年做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此文提到:“这几年来, 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 用平淡的谈话, 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笨拙, 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 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9](75)

事实却与此相矛盾。“五四”时期, 周作人初入时代洪流, 一直持有乐观积极的人生理想, 全然不是普遍印象中的苦雨忧叹的形象。其对人的态度坚守自然人性论, “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 都是美的善的, 应得完全满足”, 坚持“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希望改良社会达到“利己而又利他, 利他即是利己”的社会理想。[10](39)这期间他创作发表的文章大都为渗透思想、论述说理的论文, 如在《新青年》发表的《人的文学》《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平民的文学》等, 其中不乏著名的文学革命理论性文章, 几乎不见其后来独有的“冲淡闲适”风格的散文, 更无从有“小品文”之说。

周作人最早自称“小品”的文章是其于1921年10月所作的两篇散文《一个乡民的死》和《卖汽水的人》, 总题名为《西山小品》。 (1) 1920年到1921年, 周作人得了肋膜炎, 遂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中养病, 他自己曾说那时发烧的状态“似乎与作诗颇相宜, 在疾病痛苦呻吟中, 感情特别的锐敏, 容易发诗思”[11](67)。《西山小品》包括的两篇文章均为记述寺庙见闻, 表现了其对底层普通人的触动, 也夹杂着作者病中的寂寥悲悯的情怀, 含有一定禅意, 这或许是周作人将这两篇文章命名为“小品”的原因, 毕竟“小品”本为佛经术语。

周作人并没有将这两篇文章收录于散文集《雨天的书》, 反而将其收录于1929年出版的新诗集《过去的生命》中。《过去的生命》是周作人唯一一本新诗集, 包括34首新诗和两篇短文。至于为什么周作人将其最早自称“小品”的文章放入新诗集, 我们已无从得知, 只能从文集的序言中略看出一二。在此诗集的“序”中, 周作人开头便说:“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 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12](59)从这句话可看出, 周作人确实将《山西小品》的两篇文章归为他自己意义上的“诗”, 当然他自称自己并不清楚新诗应怎样写, 只是“现在‘诗’这个字不过是假借了来, 当作我自己的一种市语罢了”[12](59)。其后他解释了他自认为的新诗的特点:“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 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 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 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 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 亦即是过去的生命, 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12](59)诗的散文化倾向是周作人新诗理论的重点, 从该“序”中也可略知一二。至此我们可推测, 周作人将两篇所谓的“小品”放入诗集并不是因为“小品”像诗, 而是因为诗像“小品”。即是说, 周作人意义上的“小品”应是介于“普通散文”和诗之间的一种文体形式。

将散文和诗两种文学形式打通的理念, 印证了那篇著名的《美文》中的观点。周作人于1921年6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美文》常被作为白话散文成为新兴独立文学形式的重要标志。他在《美文》中提到,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 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 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 是艺术性的, 又称作美文, 这里面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 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13](90)。此文实际并未提出“美文”的文体特征, 只说“有许多思想, 既不能作为小说, 又不能做诗, 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13](90), 这模糊了文体界限, 更没有一字提及“小品文”。[13](90)

胡适之所以提出“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 很有可能是因为周作人的这篇影响颇大的《美文》。胡适言论最后一句“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也证实了这一猜想。胡适将所谓的“小品散文”与“美文”二者等同了起来, 认为周作人提倡的“美文”即是“小品文”。

然而周作人不仅未作此结论, 甚至在胡适此言论产生影响后, 也未表示过附和或赞同。1922年之后周作人连续出版了多本文集, 他在每本文集的“序”中对自己文章的称谓可显露出他对文体的见解。在1923年出版的《自己的园地》“序”中, 他认为此文集文章为“小文”“杂感”, 将1925年出版的《雨天的书》称“杂感随笔”, 将1927年出版的《泽泻集》称“感想小篇”。这些都不是“小品文”, 也并未将“小品文”和“美文”联系起来。周作人对自己的散文从未有过固定的称谓, 他曾提到他自己“喜谈文艺, 实际上也只是乱谈一阵, 有时候对于文艺本身还不曾明了”, 就像叶公好龙一样, 没有人见过真正优秀的中国新文艺的样子, 也只能凭个人见解去谈———“我所谈的压根儿就是假龙, 不过姑妄谈之”, “其空话之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14](51)。此话虽有作者谦虚之意, 却也表达了他对新文学尤其是散文的摸索姿态, 自然不愿用某个特定的名词名称限制了该文体的发展。

然而胡适并不这么认为, 他为《申报》所做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序, 洋洋洒洒五万字, “要记载这五十年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短历史, 以备一个时代的掌故”[15](213)。他以文言文的没落、白话文的兴起、文学革命等角度描述了五十年来文学的发展, “这既是一定程度上历史事实的总结, 也是在有意识地、有选择地建构历史, 让历史说话”[16]。既然要建构历史, 确切的文体命名自然很重要, 篇幅短的杂感散文在“五四”时期确实发达, 散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17](166), 胡适需要一个确切的名称将这种新兴的散文文体描述出来, 于是他用了“小品文”。虽然这种命名方式既不尊重周作人本人的意愿, 客观上也缺乏相应的依据, 可是凭借胡适的影响力, 这篇文章发表后即引起广泛的响应, 周作人的“小品文作家”这个误称也延续开来。

1926年朱光潜在对《雨天的书》所作的书评中提到, “周先生而外, 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 文末强调“我们有许多简朴的古代伟大作者, 最近我们有《雨天的书》———虽然这只是一种小品”[18](420)。1928年3月曾朴在《复胡适的信》中分析文学成绩, “第一是小品文, 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 往往着墨不多, 而余味曲包”[19](17)。1928年11月, 朱自清在《文学周报》上发表了《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 他在题目中即指明这一名称。自胡适确立了小品文的称谓及周作人在此文类中的领导地位, 各文学评论一哄而上, 纷纷跟随效仿, 为周作人戴上了“小品文作家”这个莫须有的名号。

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 周作人终于正视了“小品”二字, 然而他专门针对的是明末“小品”。1928年11月, 周作人为俞平伯的《燕知草》所作的“跋”中提到, “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 “文学是不革命, 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 在现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20](292)。周作人指导学生沈启无编选了明清小品文集《近代散文抄》, 并作序称“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 是言志的散文”, “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 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 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21](323)。这篇文章常被当做周作人提倡小品文的证据, 然而说到底, 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解读的“小品文”, 均为明清的小品文文体, 是限定在文学史范围中的梳理, 他并没有明确主张将现代新散文称为这个“古老”的名字。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小品文热”, 这与林语堂脱不开关系。林语堂是在中国将humor翻译为幽默的第一人, 提倡幽默的文风和人生态度。他连续出版定期刊物《论语》《人世间》《宇宙风》, 在上海销量极好, 一时间洛阳纸贵, 也将“小品文”推向了新文学发展的风口浪尖处。

1934年4月5日, 林语堂创办《人间世》半月刊, 主要刊载小品文。他在发刊词中对小品文进行了一番推崇:“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 小品文之成功也”, “《人间世》之创刊, 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 盖欲就其已有之成功, 推波助澜, 使其愈臻畅盛”。[22](88)此时小品文创作已属热门, 而周作人也因为胡适的定论而成为小品文的领头人。林语堂要“就其已有之成功, 推波助澜”, 无可厚非, “就其已有之成功”的第一步, 就是在创刊号的显著位置上以《五秩自寿诗》为标题刊登了周作人的两首诗, 并配上一幅十六英寸的周作人半身像和黑边框起来的周作人手迹。这一行为是为周作人树立“小品文作家”的关键一步, 从此之后, 周作人被迫成为“性灵文学”的代表。

不得不说, 林语堂是一位有营销手段的出版家。既然是“自寿诗”, 自然有人和诗, 《人间世》前三期均连续刊载了周作人师友学生的和诗, 如刘半农《新年自咏次知堂老人韵》4首、沈尹默《和岂明五十自寿打油诗韵》2首等。战争年代贺寿得如此声势浩大, 这在当时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 胡风等左翼知识分子愤起而攻之, 这场论战从寿诗出发, 最后发展成要“性灵幽默还是抗争杂感”的小品文之争, 持续了一年之久。这场论争自然而然地将周作人和林语堂归到与左翼文学相对立的同一派, 可是实际考察文本就会发现, 周作人虽然是导火索, 却几乎从未参与理论争辩, 显得颇为淡定。然而既然是因他而起, 他又是《人间世》刊物的主要作者, 左翼作家们自然将他当做首要批判对象, 甚嚣尘上, 他是有嘴也说不清。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时对此作过多次解释, “那时是一九三四年, 在一月下旬偶然用了蛇麻的险韵做了一首七律打油诗, 寄给林语堂去看, 其时他正在办《人间世》半月刊, 便在那里登了出来, 却换了一个五十自寿的题目, 其实是不是的, 原来写的只是‘偶作’。有些人觉得好玩, 做了些和诗寄来, 但也有人觉得讨厌, 引起一场嘲骂, 这实在是很难怪的”[23](172)。原来“五秩自寿”的题目是林语堂私自加的, 照片大概也是林语堂为吸引眼球所添。

从周作人晚年的回忆中可看出, 他是有意无意地和林语堂保持距离的, 此意在他发表在《人间世》上的另一篇文章中也可看出。1934年6月, 周作人在《人间世》上发表了9篇短文, 总题为《苦茶庵小文》。在“小引”中可察觉出少许周作人对此杂志及其提倡的小品文的态度, 他说, “语堂索稿, 不给又不可, 给又没东西”, 于是“只好抄集旧作以应酬语堂, 得小文九篇”, 就算是旧作, 周作人依然不肯将其称为“小品文”———“不称之曰小品文者, 因此与佛经不同, 本无大品文故”, 他在最后又特地重复强调:“今所抄文均甚短, 故曰小文, 言文之短小者尔, 此只关系篇幅, 非别有此一种文也。”[24](92)

“小品”最早是佛家用语中的佛经称谓, 与“大品”相对而言。小品佛经指的是篇幅短小、容易理解、便于传诵的佛经。后经过明代中后期文人的转变, 成为与“载道”相对应的“言志”的散文文体的代名词。周作人向来不喜为文体命名, 在晚年也曾明确表示对“小品文”称谓的质疑。

1935年周作人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作序时, 虽摘录了胡适对自己的评价———“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 但后又在文学史框架中解释了小品文的起源变迁, 并用“中国新散文”这一称呼代替“小品文”。在《散文一集编选感想》中, 他称道:“我并不一定喜欢所谓小品文, 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 我觉得文就是文, 没有大品小品之分。”[25](75)

如果这还不明显, 1945年周作人作文《国语文的三类》, 重新审视了“小品文”的来源:

所谓小品不知是如何定义。最平常的说法是照佛经原义, 详者为大品经, 略者为小品。我们不去拉扯唐三藏所取来的《大般若经》, 就只拿《维摩诘经》过来, 与中国的经书相比, 便觉得不但孔孟的文章都盛了小小品, 就是口若悬河的庄生也要愕然失色, 决不敢自称为大品了。假如不是说量而是说质, 以为凡文不载所谓道, 不遵命作时文者, 都不合式, 那是古已有之的办法, 对于正统正宗的文章乃是异端, 不只在其作品之大小而已。所以小品的名称实在很不妥当, 以小品骂人者固非, 以小品自称者也是不对, 这里我不能不怪林语堂君在上海办半月刊时标榜小品文之稍欠斟酌也。[26](19-20)

虽然周作人从未明确提倡小品文, 也很少用此称谓称呼自己的作品, 可是不管是胡适颇具影响力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还是林语堂将他与自己的期刊进行的“捆绑营销”, 都裹挟着周作人, 使他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小品文大师”。直至当下, 即使“周作人热”再度兴起, 对其尤其是其散文理论的研究与日俱增, 他的“小品文作家”之名依然从未改变, 这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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