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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11-30 10:57

李元度, 字次青, 号天岳山樵, 湖南平江人。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 湘军将领之一。其代表作有《国朝先正事略》《南岳志》等, 其文学作品主要有《天岳山馆文钞》四十卷和《天岳山馆诗存》二卷。作为“湘乡派”文学团体中的重要一员, 李元度的古文创作在当时颇有影响, 其诗歌创作也名重一时。从《天岳山馆文钞》和《诗存》可见, 李元度的文学创作有非常浓厚的屈骚情结。

一、爱国精神寄左徒

方铭和舒鹏等认为:“进入近现代, 屈原与楚辞的影响也未曾终止。屈原作为爱国主义伟大诗人, 其精神对于近现代多灾多难的中国社会影响弥远弥深, 有志之士无不从屈原及其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1]李元度即是其中之一, 在他的诗文集里, 忠君爱国的思想俯拾即是, 且往往借屈原或者与屈原有关的精神元素来表达。咸丰年间, 洪秀全率领太平天国军队, 横扫大半个南中国,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 一旦扫地荡尽”[2], 曾国藩组织湘军, 意欲奋力抵抗, 李元度“上书数千言言兵事, 国藩壮之, 招入幕”[3], 后亲率“平江勇”参加战斗。咸丰十年 (1860) , 在李元度的积极运作下, 平江县曾按照江西湖口和湖南湘乡的成例, 扩建县学宫所附设的忠义祠, 以增祀十年来在此役中牺牲的平江军民。忠义祠建成之日, 李元度“乃为迎神送神之诗, 俾工歌以祀焉”, 一开头就提到屈原:

汨之江兮水, 怀沙自沉兮屈子。左徒去兮二千年, 众灵兮郁起。……元精耿耿兮骑尾箕, 招忠魂兮赓《楚辞》。[4]

他从汨罗江水说到屈原怀沙自沉, 认为之后二千余年, 平江此地英灵众多, 是因为当地百姓赓续了《楚辞》里忠君爱国的精神, 并把它发扬光大。

当时, 有一个名叫屈蟠的地方官吏, 带领部队与李元度配合呼应, 最后死于军中。李元度有《屈方伯蟠》一诗记之:

昔有屈左徒, 皭然炳忠义。蝉蜕尘壒中, 君岂其苗裔?我昔军南康, 君自湖口至。握手出肺肝, 同袍资指臂。书生健驰突, 男儿感意气。浙东太末城, 累卵逆氛恣。君提偏师援, 骁桀惊大帅。还辕戍梓乡, 威棱贼所避。重新百雉城, 不用一钱费。淼淼鄱阳湖, 长蛇渊薮萃。大膊章田渡, 一战扫烽燧。父老拜马首, 掺纷雪涕。三捷甫策勋, 二竖倏为祟。赍志卒军中, 祀典哀荣备。以吾一日长, 渊源笃风义。血诚写豪素, 夷险无二致。抗言讼陈汤, 苦语我增愧。旉衽续《楚辞》, 枯洒穷途泪。[5]

异曲而同工, 也是一开篇就说到左徒屈原, 夸赞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忠义如烈火一般皭然可见。又因为屈蟠与之同姓, 李元度又诙谐地说:“你莫非就是屈原的后代吧?”他追述了屈蟠自湖口到浙东的战争历程。在战争中, 虽然“逆贼”气势汹汹, 但屈蟠凭借一腔豪情与一颗忠心, 骁勇善战, 意气风发, 三战三捷。李元度以为, 这种精神与《楚辞》里的忠爱思想是高度一致的。因此, 他又说:

乌呼!屈子至今二千馀年矣, 鄢郢既墟, 秦社遽屋。……抑自嬴颠刘蹶已来, 沧桑岸谷, 类浮云之变灭于太虚, 而子之节义文章, 独能光日月, 动鬼神, 永与山川不坏, 然则昔之苦雨凄风, 今宜为祥云善气矣, 庶几时雨旸, 祛疫疠, 以永福我湘氓于弗替哉![6]

历史车轮滚滚, 世事风云变幻, 但屈原的气节与大义, 却可以使日月增光, 使鬼神感动, 与山川永恒。李元度认为, 受屈原精神的感召, 过去的“苦雨凄风”, 现在可以变成“祥云善气”, 可以止住淫雨, 祛除疾疫, 以造福我湖湘百姓。当然, 这是一种迷信, 但由此可以看出, 李元度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是何等地景仰。

当然, 李元度认为, 这种爱国精神, 如果借助文学作品来宣扬, 那就更有感染力, 也更利于传播。其《养云书屋遗诗序》说:

古忠臣烈士, 致命遂志, 其精神长留天地间, 固不借语言文字传也。然其人既不朽矣, 又能以文章震襮于世, 世益相与嗟惜而传布之。若屈子之骚, 颜鲁公之文, 张雎阳之诗, 文信国之歌及赞, 皆皎然与日月争光。[7]

颜鲁公即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 在安史之乱时曾率义军对抗叛军, 后被叛将李希烈缢杀, 其代表作《祭侄文稿》追述了其从兄颜杲卿与其从侄颜季明英勇抗敌以至杀身成仁的事迹。张巡为唐玄宗时期的地方官员, 曾与太守许远共同固守雎阳, 援军不至, 城破身亡, 人称“张雎阳”。《全唐诗》所收录其《守雎阳作》和《闻笛》两诗, 皆系此时之作。文天祥曾受封为信国公, 因抗元失败被囚, 遂作《正气歌》。李元度把这三位具有典型意义的爱国主义者及其文学作品, 与屈原及其《离骚》相提并论, 正是看中了“文以载道”的重要作用。

李元度对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崇备至, 曾在文章里两次记载同治七年 (1868) 平江县重建天岳书院时新建屈子祠一事, 其一见于《天岳书院新建屈子祠记》, 节引如下:

抑吾谓洙泗、邹峄而后, 道德、文章、节义, 莫盛于左徒, 庙祀应称屈子。盖其忠爱本性生, 百折不回, 既足扶树人伦, 廉立顽懦, 而《离骚》一经, 上继《风》《雅》《颂》, 尤后世文词之宗。至其舍生殉义, 则逄、比、夷、齐以外所仅见也。太史公云:推斯志也,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庸讵校卿大夫位号之崇卑哉?……平江南门屈家巷, 宋有屈子祠, 后别建忠孝双庙, 一祀屈子, 一祀秦罗氏姊弟, 今皆久废, 于是平境无屈祠矣。夫屈子庙食遍大湖南北, 汨罗江为其怀沙尽节地, 独阙俎豆之报且数百年, 谓非数典忘其祖欤?同治戊辰, 邑人士卜建天岳书院, 元度谂于同志, 立屈子祠于院之左方, 崇甍严翼, 裸荐肸蚃, 匪第修阙典也。学者幸生先贤过化地, 读其书, 想见其人, 又以入庙思敬, 钦挹其流风遗韵, 益当奋兴百世之下。夫道德、文章、节义, 无古今一也, 有能志古人之志, 是即古人之徒也。屈子陟降之灵, 其必默为佑启也夫![8]

他说屈原是孔子和孟子之后在道德、文章和节义方面声名最著的人, 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离骚》可为“后世文词之宗”, 更在于他忠君爱国的本性以及舍生殉国的勇气可以“扶树人伦”, 比肩日月。而平江地方虽然是屈原“怀沙尽节地”, 却自宋代以后数百年, 屈子祠废置已久, 李元度对此深感痛心。有鉴于此, 在重建平江县最大最重要的书院时, 他劝谏同道, 按照“左庙右学”的规制, “立屈子祠于院之左方”, 用他的精神来感化当地之人, 以“志古人之志”, 成“古人之徒”。在《平江县重建三贤祠记》一文中他又说:

三贤祠, 旧祀楚左徒屈子、宋丞相王文正公、参政唐质肃公, 以屈子靖节汨罗江, 二公皆起家平江令也。……同治五年, 署知县麻君维绪, 议屈子当建专祠, 其三贤祠应增祀元翰林学士承旨欧阳文公玄, 盖文公尝同知平江州事, 与文正、质肃以类从也。元度闻而韪之。七年夏, 告养归, 麻君已去位。会邑人士重建天岳书院, 乃谘于介众, 别建屈子祠于书院左方。[9]

在这里, 李元度梳理了平江县立庙奉祀屈原的历史, 先有三贤祠, 将屈原与宋代著名宰相王旦和参知政事唐介并称“三贤”共祀, 后面二人都曾任平江县令。同治五年 (1866) , 代理知县麻维绪建议给屈原建立专门的祠堂, 于是才有了在天岳书院新建屈子祠的事情。李元度特意在文中强调自己“谘于介众”, 以突显他在“别建屈子祠于书院左方”一事中的重要作用。

而省城长沙的岳麓山, 也有一座屈子祠, 李元度常常前往其中拜谒这位先贤。如《重游岳麓记》记载他登临岳麓顶峰之后, “遂谒屈子庙, 遵旧路归”[10]。他又曾与罗德煌、罗汝怀、郭崑焘、张自牧等人一起“游岳麓山”, 步同乡前辈吴敏树诗韵而有“道乡台及左徒庙, 怀贤吊古心逌然”[11]之句, 字里行间, 尊敬之情油然而出。他为长沙重修贾太傅祠而作记, 亦不忘提到“贾子为长沙王太傅, 作赋吊屈原”[12]的故事。甚至, 他还赞扬明代平江名士艾和甫, 倒不是因为他“诗古文实以崆峒、大复为宗”, 而是因为“孤忠直节”乃其过人之处, 实系“左徒之流风馀韵”[13]。

二、文采风流宗屈宋

李元度对屈原及其后学宋玉在文学领域的成就更是大力表彰。他在《学愈愚斋赋草序》中说:“赋为古诗之流, 与《骚》《雅》相出入, 汉魏间作者林立。”[14]由此可见, 他把《离骚》与《诗经》中的《大雅》《小雅》看得同样重要。而且, 他认为, “《骚》《雅》共渊源”[15], 其形式虽然不同, 源头却是一个。

他的《天岳山馆文钞》, 大致依体裁而分为四十卷, 这些体裁主要有“论”“说”“碑”“别传”“事略”“行状”“墓志铭”等二十六种, 还引经据典, 用简短的文字概括这些文体的发展历史和体裁特征。他论“记”这种文体道:

记山水, 至柳州可谓特绝, 而恽子居犹谓体近六朝, 未为至。凡状山水, 莫善于《尔雅》, 而《说文》次之, 遂作《游通天岩》诸记。又谓《三百篇》多言山水, 古简无馀辞, 至屈左徒肆力写之, 而后瑰怪之观, 幽淡之境, 如遇诸心目间。古之善游山水者, 以左徒为始。[16]

恽子居即江苏武进人恽敬, 阳湖文派的创始人之一。李元度借用他的观点, 来肯定屈原在山水描摹方面对《诗经》的推进, 也认为屈原是古代第一个“善游山水”的人, 自此之后, 文学作品里的山山水水无不鲜活生动起来, 读者“如遇诸心目间”, 仿佛身临其境。

李元度更加重视屈原和《楚辞》在地域文学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如其《湖南文征序》列举了“大湖以南”在文学方面的丰功伟绩:

屈左徒作《离骚》, 后世尊之为经, 而濂溪周子作《通书》《太极图说》, 上阐苞符, 下开洛闽之学, 凡皆我作祖, 垂光后来, 斯文之统, 盖莫先于楚矣。[17]

“《离骚》为经”之说, 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 李元度在诗文集中反复重申, 以高抬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 将佛道二家的理论精华嫁接到儒家思想体系之中, 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据于此, 李元度说“斯文之统”“莫先于楚”, 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同治年间, 李元度主纂《平江县志》, 在《文学》总论里对此作了更完备的表述:

文学权舆, 萌芽于楚。自鬻熊为文王师, 著书言忠敬和严之旨, 为子家所自始。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 史学肇焉。屈左徒作《离骚》, 后世尊之为经, 而濂溪周子作《通书》《太极图说》, 上阐苞符, 下启洛闽之学。凡皆自我作祖, 垂光后来, 斯文之统, 盖莫先于楚矣。[18]

除了屈原和周敦颐, 李元度还补充了楚地两个在专业知识领域具有开创性的人物:一是楚人之先祖鬻熊, 他曾担任周文王的老师, 有著作讨论“忠敬和严”的主旨, 开诸子百家之先河;二是楚国左史倚相, 可以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这些上古典籍, 史学从此诞生。更为重要的是, 他还认为文学在楚地萌芽肇始, 这未免有拔高古楚文化的嫌疑, 却也真实地反映出李元度浓厚的乡土地域观念。这种观念在李元度的脑海中根深蒂固, 如《白雨湖庄诗钞序》也有相似的表述:

吾平为屈左徒行吟怀沙之地, 馀韵流风, 至今末沫。元有胡傲轩, 明有艾和甫, 皆不愧作者。余凤笙太守, 余从兄海门子婿也。少负清才, 以诗受知于张学使金镛, 近益肆力于古, 所为诗漻然以清, 盎然以和, 毣毣然一轨于正, 有《国风》之不淫, 而去其好色, 有《小雅》之不乱, 而去其怨诽, 三长殆庶几焉。[19]

余云焕, 字凤笙, 系李元度平江同乡, 亦是他“从兄海门子婿”, 为诗清新雍和, 浩然正大。其诗集《白雨湖庄诗钞》辑成, 李元度欣然为其作序, 历数平江前人之能诗者, 如元代的胡傲轩、明代的艾和甫, 当然也包括余云焕和他自己, 皆是受屈原“馀韵流风”的影响。

当然, 对于屈原的嫡传弟子宋玉等人对当地文学创作的贡献, 李元度并未忽视。他在《沅湘耆旧续编序》中说:

楚南自屈左徒行吟汨水, 其徒宋玉、景差、唐勒及汉贾太傅, 后先赓和之。澧兰沅芷, 流芬至今未歇。……综《耆旧》前编、正续编及《文征》读之, 白珩之宝, 鸡次之典, 渚宫之旧闻, 悉萃是矣。后有千古, 益从而赓续之, 以上嗣《风》《骚》, 振《三百篇》之坠绪, 洞庭衡岳之灵秀, 固当日发其奇而未有艾哉![20]

他对宋玉、景差、唐勒和贾谊诸人继承屈原遗志, 大力从事文学创作, 从而形成代相传递的文风颇为赞赏。晚清之时, 新化人邓显鹤编辑《沅湘耆旧诗集》, 湘潭人罗汝怀编辑《湖南文征》, 常德人杨彝珍编辑《沅湘耆旧续编》, 李元度断定这是对二千多年前屈原、宋玉等人文学接力的一种效仿。因此, 他在诗文创作中, 往往屈宋并举。如其《读书延年堂文续集序》说:“吾乡承屈、宋遗风, 《离骚》《九辨》诸篇, 谓之诗可也, 谓之文亦可也。流芬未歇, 作者代兴。”[21]又如《叠韵酬力臣》云:“清闲共占神仙福, 会合兼多屈宋才。”[22]再如《岳阳楼晚眺》说:“峰青江上英皇曲, 草绿湖南屈宋才。”[23]如此种种, 往往把屈原与宋玉并列起来。

李元度论诗, 有两大主张, 一是“诗本性情”, 一是“诗贵和平”。这一点, 余荣姣已经指出[24]。不过, 需要补充的是, 李元度在说及这两种诗歌创作主张时, 往往与屈原联系起来。例如, 曾任长沙知府的嘉定人张修府去世后, 其后人与学生搜集他的遗诗, 编成《小琅环园诗录》, 李元度为之作序时说:

其诗原本《骚》《雅》, 浸淫汉魏六朝, 而归宿于唐宋诸大家, 不名一格。盖其泽于古者既深, 所处时代不同, 壹以真性情出之, 故余每展读未终卷, 即知为君子之诗也。[25]

他说张修府的诗, 以《离骚》和《雅》为原本, 又受汉、魏、六朝、唐、宋诸家影响, 虽然其诗作出自不同年代, 但都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李元度视之为“君子之诗”, 其评价相当有份量。他又在《李蓉村诗序》一文中对诗的性情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论山至五岳, 宜若观海难为水矣。然五岳外有四镇, 又有黄山、白岳、匡庐、武夷、天台、雁宕、罗浮之属, 各负其奇以角胜。即如天岳, 为南服主山, 来自桂岭, 汔岳鄂诸属而始尽, 其峰岫之厜, 洞壑之奇险, 崇冈复岭之岞崿嵚崎, 视五岳不必不同, 抑不必同。必执五岳以例天岳, 天岳不许也。必强天岳如五岳, 天岳且不屑也。

夫诗则亦若是已矣。诗本性情, 自《三百篇》《离骚》汉魏六朝以迄唐宋诸大家, 作者众矣, 法亦莫备焉。然而万古日月, 光景常新, 不能执古以废今也。古人有古人之性情面目, 今人亦各有其性情面目, 与其悲愉荣悴、死生离合之遭, 有是事则有是情, 有是情则有是言。诗又言之精者也, 是故《离骚》、汉魏之诗, 不同于《三百篇》, 唐宋诸大家, 不同于《离骚》、汉魏。恶在今不必异于古所云哉?必谓诗已尽于古人, 今人不复有诗, 是犹登五岳者, 谓岳之外无山, 则吾平之天岳, 禹迹盖尝经之, 古篆摩崖, 且与金书玉简相辉映, 又何以称焉?[26]

他用山来打比方, 指出人皆谓“五岳归来不看山”, 殊不知五岳之外还有“四镇”, 还有“黄山、白岳、匡庐、武夷、天台、雁宕、罗浮之属”, 甚至还有家乡平江县东北的天岳幕阜山, 这些山与五岳大不相同, 各有其奇, 自有其险, 用五岳的标准来评价天岳, 或者用天岳的气度来衡量五岳, 都是毫无意义的。而诗亦然, 《诗经》《离骚》“汉魏六朝以迄唐宋诸大家”, 各有其“性情面目”, 这与五岳与天岳等名山的关系何其一致。

李元度论及“诗贵和平”时, 亦牵涉到屈原的《离骚》。如《雅雪堂诗序》:

昌黎韩子论孟东野诗, 以谓物不得其平则鸣, 自天地古今人物, 皆以为有弗平者。其辞瑰玮俶诡, 莫可控转, 而于诗教则未尽也。夫诡激之词噍杀, 和平之音要眇。邵子云:感其物谓之情, 发其志谓之言。言成章谓之诗, 声成文谓之音, 讵必有所为不平哉?且其言风荡水鸣似矣, 顾独不曰风水相遭自然成文乎?而必激之、梗之、炙之乎?雷鸣夏, 风鸣冬似矣, 若虫鸟则自鸣其天耳。四时相推启, 何不平之与有?庄周之寓言、屈原之《离骚》似矣, 禹、咎、陶、伊、周、孔、孟之徒, 天假之鸣者也, 乌睹所谓不平哉?《记》曰:“温柔敦厚, 诗教也。”《诗》曰:“神之听之, 终和且平。”然则以不平论诗, 不若以和且平论诗, 为不失依永和声之旨也。[27]

韩愈评论孟郊的诗, 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诗歌创作动机论———“不平则鸣”。对此, 李元度虽有微辞, 却没有完全否认韩愈这个理论。他认为, 天地之间有“诡激之词”, 也有“和平之音”。前者如“风荡”“水鸣”“激之、梗之、炙之”, 又如“雷鸣夏”“风鸣冬”, 又如庄周的寓言和屈原的《离骚》。而后者则“风水相遭”“自然成文”, “虫鸟”“自鸣其天”, 还有伊、周、孔、孟等圣人之语, 都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

三、乡土情怀系汨罗

屈原怀沙自沉的汨罗江, 其上游就在李元度的家乡湖南省平江县。因此, 李元度在这条并不十分起眼的小河流上寄托了足够多的个人情感。光绪元年 (1875) , 在他的大力支持下, “邑人运淮鹾者, 佥议醵金立屈子庙, 卜地河泊塘之邱”, 意即那些贩卖淮盐的平江商人, 合力商讨集资在湘阴河泊塘的山丘上兴建屈子庙。次年, 新庙落成, 李元度为之作《河泊塘新建屈子庙碑》, 说:

汨水源出义宁之桓山, 西流入平江, 又西径汉昌故城北, 又西入湘阴, 径玉笥山, 又西为屈潭, 一称罗渊, 是为屈子怀沙自沉之所。今平、湘接壤之沉沙港, 盖其地也。……谨案:屈子为洙泗、邹峄后一人, 其忠则关龙逄、比干之杀身以成仁也, 其义则伯夷、叔齐之举世非之不顾也, 其文章则《三百篇》后、汉魏作者以前, 屹然一大宗也。[28]

在方志舆图中, 汨罗江被称作汨水, 李元度把它从发源江西省修水县 (旧称义宁) 的桓山到注入洞庭湖之间的重要地点一一罗列, 包括汉昌故城 (即古时候的平江县城) 、玉笥山、屈潭 (即屈原跳江殉国之处) 等, 然而他要突出的重点, 却是屈原如孔孟一样高大的人格, 以及可以与关龙逄、比干、伯夷、叔齐媲美的忠义之心。

在《平江书院新建君子祠记》一文中, 李元度甚至把汨罗江与孔子老家的河流洙水和泗水相比拟:

李宏斋曰:洙泗水南流, 平江汨水亦西南流, 人多古学以此。有志者奋乎百世之下, 当慨然思俎豆其。[29]

李宏斋为朱子后学, 曾执教庐山白鹿洞书院, 李元度借用他的言论, 显然是要抬高家乡这条河流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价值和意义。在《天岳书院新建屈子祠记》中, 他这样说道:

汨水为平江经流, 行二百里入湘阴, 径玉笥山为屈潭, 屈子怀沙自沉处也。平江与湘阴古为罗县, 故一称汨罗。其水驶而冽, 激而壮, 与屈子芳洁之性, 哀怨之音, 千载下如相响答焉[30]

同治七年 (1868) 重修的天岳书院, 位于汨罗江畔。睹物思人, 李元度再次介绍了汨水与屈原的关系, 还申明了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平江与屈原怀沙自沉的湘阴, 在古时候同属罗县管辖, 所以汨水又称为“汨罗”;二是汨罗江的水, 水体清, 流速快, 气势激壮, 其特点和屈原的“芳洁之性”“哀怨之音”若合一契。明白了这一点, 就不难理解李元度为何在纂修《平江县志》时, 要用这样的论调来定位平江的文学:“吾平居汨罗上游, 实左徒怀沙尽节之地, 美人香草, 二千年未歇也。”[31]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李元度的诗歌总是把汨罗江与屈原相联缀。如《题温味秋学使三湘揽胜图》说:“三闾吟泽畔, 汨水流。……骚坛尊屈宋, 芳杜袭蘅茝。”[32]又如他给郭庆藩《读书秋树根图》所题的诗云:

我家汨江源, 与君共一水。同隶古罗国, 江流竟源委。昔有屈左徒, 风骚扬正轨。人争日月光, 遗韵在兰芷。香草美人思, 流风扇未已。君也天骥材, 不愧名父子。[33]

郭庆藩是湘阴人, 晚清名臣郭嵩焘的侄子, 李元度在诗中说, 他家住在汨水之源, 与湘阴一水相连, 因此, 二县曾经共同隶属于春秋时期的罗子国。他继而述及屈原《离骚》中的兰芷清芬、美人香草, 又影响到当时当地的郭庆藩和他的父亲郭崑焘。

诗圣杜甫, 晚年流落湖南, 又遇安史之乱, 不得北归, 最终病逝于湘江之上的一条小船, 葬于平江县大桥乡小田村。李元度对诗圣之墓给予了莫大的关切。他曾作《杜工部墓考》, 说“元《志》称 (杜甫) 扁舟下荆楚间, 竟以寓卒, 旅殡岳阳, 岳属别无杜墓遗迹, 在小田无疑”[34]。他又与张岳龄一起重修杜甫墓, 落成之后有诗记之:

峗峗天岳山, 滔滔汨江水。地属古罗国, 一江竟原委。谁争日月光, 怀沙钦屈子。馀芬故未歇, 兰芷纷沅澧。相去阅千年, 诗王开壁垒。有唐工部郎, 襄阳杜子美。生本陈芳国, 文薄雕虫技。来伴大夫魂, 老向汨江死。风骚共一原, 此局天所使。维公笃性情, 许身稷禼拟。每饭不忘君, 忠爱浃骨髓。……竟使屈宋才, 下等饕餮鄙。……左徒闻公来, 跫然足音喜。骚坛屹万仞, 正欲分门峙。[35]

李元度再次由汨水引出屈原, 说他“馀芬故未歇”, 但千年之后, 又有一位“诗王”与这条江发生了联系, 那就是唐工部员外郎襄阳杜子美。他跟屈原一样, “忠爱”之心深入骨髓, 故“老向汨江死”, “来伴大夫魂”, 因此, “左徒闻公 (杜甫) 来”, 以为是空谷足音, 喜不胜喜。由此可见, 在李元度眼中, 屈原与杜甫在个人品格与文学才华方面, 是何其相似。此外, 在《和徐屯田谒杜墓原韵八首》里, 李元度又多次提及汨罗江与屈原, 如其二:

日月争光久, 罗渊新庙存。前修开变雅, 后死得忠魂。显晦因时会, 纲常见道源。云车江上集, 地胜乐游原。[36]

李元度说, 最近又有人倡议在汨罗江畔新修屈子庙, 以纪念屈原“忠魂”的伟大和“变雅”的功劳。屈原和杜甫二人, 宦海沉浮, 飘泊不定, 李元度对此又进行了哲理的思考:“显”也好, “晦”也好, 都受时运和机缘的影响, 其中永恒不变的却是三纲五常里凝聚的“道”。正因为两大爱国主义诗人都葬身于此, 今日的汨罗江上, 神仙驾坐的“云车”丛聚, 其热闹景象胜过了长安附近的旅游胜地———乐游原。再如其四:

新旧唐书谬, 翻将郢说存。谁知空冢赝, 终伴独醒魂?白骥曾留迹, 黄龙旧有源。遥知垂死日, 犹望定中原。[37]

这一首, 与上一首的结构差不多, 先从屈原说起, 再述及杜甫。李元度指出《旧唐书》和《新唐书》对屈原墓的错误记载, 并且强调, 只有汨罗江边的“十二疑冢”, 才是伴随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执着之魂的忠实伴侣, 这也是当年屈子骑白骥而来怀沙以赴清流而留下的遗迹。而后来的杜甫, 虽已到垂死之日, 仍旧念念不忘平定中原的安史之乱, 这与屈原的爱国之志又是非常吻合的。

四、余论

为什么李元度在进行诗文创作时会有如此浓厚的屈骚情结呢?笔者以为,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先贤的引导。李元度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 汨罗江在此西流而过, 屈原多年流寓此江之畔, 在此地创作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辞赋, 志高行廉, “独立不迁”, 在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朱汉民曾对屈原这位湖湘地区的先贤有过精到的评述, 认为“在传统社会结构中, 地域性乡贤典范的引导作用是巨大的”, “屈原的人格精神中既包含着追求道德理念的内涵, 又有‘任性孤行’、执拗孤傲的一面。这种具有强烈湘楚地域特征的人格典范”“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湖湘士人的人格”[38]。而李元度, 正是“后世湖湘士人”的代表人物。可以这样说, 在道德、文章和气节方面, 李元度都深受屈原的影响。

第二, 个人的际遇。李元度的一生, 并非一帆风顺。他少负才名, 却屡试不第, 不得已而被曾国藩召为幕僚, 曾两次救下兵败时意欲自尽的曾国藩。然而, 徽州失守, 李元度处理不当, 招致曾国藩的三次严劾, 使其走向人生低谷。尽管他后来屡立军功, 诰授荣禄大夫, 赏戴花翎, 迁云南、贵州按察使, 最后官至贵州布政使, 但与当年同僚李鸿章、彭玉麟、刘蓉等人相比较, 其才气虽在伯仲之间, 而官运则差之远矣。平心而论, 李元度的人生际遇, 与屈原颇有几分相似, “同是天涯沦落人”。可以想见, 千余载后, 李元度手阅《离骚》, 其内心肯定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因此, 其诗文中存在浓郁的屈骚情结, 实是理所当然。

第三, 学风的陶冶。李元度曾求学于岳麓书院, 这是湖湘地区传播理学的大本营, 其同侪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人, 皆师事江南名儒欧阳正焕, 深受理学思想薰染。宋明理学, 以“修身”为人生起点, 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 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爱国倾向, 这一点与屈原的精神又是不谋而合。况且, 理学宗主“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将屈原眷恋故土的爱国情操、忧君忧民的责任感提炼出来予以阐明、强化, 反复强调屈原‘思君念国’的‘忠君爱国之诚心’, 并赋予屈原自沉以强烈的殉君国色彩”[39]。这样的学习背景, 肯定会加强李元度对屈原的崇敬和景仰。

第四, 民情的薰染。李元度所生活的湖湘大地, 民风剽悍而质朴, 具有“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40]。同时, 南楚大地, 巫风盛行, 屈原流放此地, 对当地原始粗俗的民歌祝词有过改造和加工, 甚至把它们吸收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 千百年来, 广为当地人所传唱。即如今天, 在湖南省汨罗市, 民间艺人在演唱夜歌时, 还以《离骚》等屈原诗歌作品作为内容之一。另外, 湘楚大地对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等习俗格外重视。这种极富地方特色的以屈原和《离骚》为重点的民情风俗, 对李元度诗文和对联创作的影响亦不容小觑。

当然, 或许还有其他原因致使李元度诗文作品中充斥着浓浓的屈骚元素, 容留今后再作挖掘。但有一点必须补充, 诗文创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屈骚情结的, 在晚清湖湘文坛并非李元度一人, 如王夫之、左宗棠、郭嵩焘、何绍基、吴敏树等湘籍作家皆是如此, 诚为有清文坛之一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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