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方式

  • QQ:99515681
  • 邮箱:99515681@qq.com
  • 工作时间:8:00-23:00
  • 微信:codinghelp

您当前位置:首页 >> 代写留学文书代写留学文书

日期:2018-11-30 11:32

曾被茅盾认为没有描写过都市, 没有反映“都市中青年们的心的跳动”的鲁迅, 来到上海后, 开启了他一生当中在都市生活的最长时段。虽然自离开绍兴之后, 也基本上是在较大的城市居住、学习、工作和生活, 如南京、东京、北京、厦门、广州等城市, 但他审视的视阈和聚焦点主要还不是城市或都市, 所关心则是以广袤乡村为代表的传统中国遭遇现代文明冲击而产生的困境, 以及长期在专制主义统治中生成的国民劣根性。而定居上海后, 鲁迅更多是聚焦在都市, 尤其是把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中国所遭遇的文明困惑及其蕴含其中的各种阻力和障碍, 包括都市人的性格心理等作为审视和思考的对象, 并进行独立的分析和批评。在这期间, 鲁迅仍然坚持用杂文的方式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置身于上海大都市语境, 鲁迅的视野显然要比原先开阔得多。特别是他身份的独特, 在上海, 他是自由职业者, 完全靠写作的版税生活, 这使得他能够更加自由、自主和独立地确定自己的批评视阈和立场。其次是思想更为成熟, 能够做到以更加缜密的思考, 独立的判断, 展开“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再次是认识的不同, 也即他不在单一地聚焦在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 而是置于都市的多维视域中对包括时事在内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批评, 力图找到国民劣根性的深层原因及其在都市的变异, 特别是对都市、都市社会、都市文化和都市人的性格心理的考察, 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都市观和都市文化观。可以说, 定居上海后, 鲁迅真正地开启了以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立场和价值原则标准, 通过杂文方式开展“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人生历程。

1927年10月25日, 鲁迅前往劳动大学作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 所谈论的是他对知识阶级的认识, 但从中却反映出他对于当前整个中国社会, 尤其是都市社会和文化的一些认识。在演讲中, 他宣称知识阶级永远不满足于现状, 永远都是批判者, 实际上这就表明了他对包括都市在内的当时社会境况的一种认识的立场和维度, 并强调“真的知识阶级”是“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 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 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 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 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 (1) 从演讲中不难看出, 他对于包括都市在内的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具有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体悟, 从中也更鲜明地表明了他独立的身份和立场, 也即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价值立场, 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正是以这种独立身份和价值立场, 鲁迅的杂文批评完整地表达出他对上海都市及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认知。

尽管是置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乃是当时中国最繁华, 最具现代性特质的大都市、大都会。白鲁恂在描绘此时的上海境况时曾这样描述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 在艺术和文化领域, 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 (2) 上海聚集了中外的各种都市要素, 显示出大都市、大都会的异样光彩。然而, 也正是置身于大都市、大都会之中, 站在独立的知识分子的认识、思考、判断和批评立场上, 鲁迅保持了他一以贯之的批判性审视眼光和改造国民性的理念, 用杂文的方式展开了他都市、都市文明和国民性的批判。在《语丝》周刊被迫由北京迁往上海而继续发刊后, 鲁迅担任了该刊的主编一职, 并在该刊发表了系列杂文。在杂文创作中, 鲁迅表达了他对上海都市最直观的认知, 如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一文中, 就罗列了一大串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现象, 其中也包括广泛存在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大都会中的各种病态的社会现象。此时的上海, 给鲁迅直观的印象是“洋楼高耸, 前临阔街, 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的景象, 市场看上去也很繁荣:“上海滩上, 一举两得的买卖本来多。大如弄几本杂志, 便算革命;小如买多少钱书籍, 即赠送真丝光袜或请吃冰淇淋”, (3) 然而, 在深入观察上海都市的日常生活情景中, 鲁迅发现:“在上海生活, 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 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 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 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 有些人宁可居斗室, 喂臭虫, 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 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4) 在《上海的儿童》一文中, 鲁迅还详尽地描绘了上海里弄的景象:“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 就看见便溺器, 吃食担, 苍蝇成群的在飞, 孩子成队在闹, 有剧烈的捣乱, 有发达的骂詈, 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 (5) 由此, 鲁迅从历史的维度考察了上海都市社会业已存在和时常发生的各种病态现象生成的缘由, 他这样写道:“民国初年我就听说, 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传到姨太太之流, 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人家人’, 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 ———自然, 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 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 而且一天一天的贵起来, 不但是物质上的, 而且还有精神上的。” (6) 这种对上海都市最为直观的观察和思考, 从中也深刻地反映出了鲁迅对都市、都市社会和都市文化、文明的深层次思考。

鲁迅说:“到了上海以后, 日报是看的”, 尽管没有主动向日报投过稿, 但在郁达夫的推荐下, 他开始给《申报》的《自由谈》栏目撰稿。他说, 当时给《自由谈》的短评, “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 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 仍然保留了他一贯的“论时事不留面子, 砭锢弊常取类型, 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 (7) 其实, 面对上海都市社会和文化所出现的新形势和新情况, 鲁迅早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就明确表示他不会放弃“攻击社会”的做法, 但在方式、方法上将会有所变化。尔后, 于1935年10月4日在给萧军的信中又说:“要战斗下去吗?当然, 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接着, 他提出了“三战”主张:“德国腓立大帝的‘密集突击’, 那时是会打胜战的, 不过用于现在, 却不相宜, 所以我所采取的战术, 是:散兵战, 堑壕战, 持久战———不过我是步兵, 和你炮兵的法子也许不见得一致。” (8) 可见, 定居上海后, 置身于上海都市环境, 鲁迅一方面不放弃一贯坚持的批评立场, 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地调整自己的批评策略。早年他致力于文化思考时, 就发现近代西方之强“则根抵在人”, 所以要使整个中国摆脱近代落后的窘况, 在通过杂文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中, 也同样要继续坚持思想文化启蒙的价值理念, 围绕“立人”的中心, 对包括都市社会各种人的异化在内的病态现象进行剖析和批评,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他早年所确立的“其首在立人, 人立而后凡事举, ……国人之自觉至, 个性张, 沙聚之邦, 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 乃始雄厉无前, 屹然独见于天下” (9) 的社会文化重建的文明目标。

正是基于早期“立人”、“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理念和理路, 鲁迅对上海都市发生的一些典型事件, 特别是涉及与整个中国社会和时局相关的典型事件, 无论大与小, 都开展了他独立的观察和批评, 如在《战略关系》一文中就议论了“一二八”上海战事的这样大事件。他指出:“战略家在去年上海打仗的时候, 曾经说:‘为战略关系, 退守第二道防线’, 这样就退兵;过了两天又说, 为战略关系, ‘如日军不向我军射击, 则我军不得开枪, 着士兵一体遵照’, 这样就停战。此后, ‘第二道防线’消失, 上海议和开始, 谈判, 签字, 完结。” (10) 在对于像“一二八”战事这样发生在上海的大事上, 鲁迅仍然是用犀利的语言, 一针见血地剥开了当局的伪饰, 痛斥了其中的谎言。又如, 对当局提出的“攘外安内”的政策, 鲁迅借用历史典故加以剖析和批驳, 指出:“庄子曰, ‘哀莫大于心死, 而身死次之。’次之者, 两害取其轻也。所以, 外面的身体要它死, 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那心活, 所以把身体治死。此谓治心。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 但不可过于活。心死了, 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 结果, 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 就胡思乱想, 当真要闹抵抗:这种人, ‘绝对不能言抗日’。” (11) 在文中, 鲁迅以古喻今, 透过现象看本质, 把冠冕堂皇的“攘外安内”政策的虚伪本质揭露得体无完肤, 让人们能够从中看清当局的真正意图。

不仅如此, 对于与这些大事件相关联的社会现象, 鲁迅也予以深刻剖析和批评, 指出其中的弊害, 如对于胡适曾在《新月》月刊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的观点就予以批驳。胡适当时认为危害中国的主要有“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 并强调指出:“这五大仇敌之中, 资本主义不在内, ……封建势力也不在内, 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 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12) 就中国现代转型的实际境况和胡适的本意而言, 也许并没有什么错, 也非是为当局的一些做法而开脱, 然而, 就当时中国社会的特定遭遇而言, 胡适的观点也许就显得不合时宜, 或者说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读。因为胡适似是特指而又非是特指, 尤其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情景下。鲁迅于1933年3月26日在《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了题为《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 指出胡适的“五鬼闹中华的‘把戏’”的实质, 就是否定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 而将当时中国混乱的局面归为自身“五个鬼”的捣乱。这显然是混淆事实, 颠倒黑白。鲁迅由此将其上升到“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高度进行剖析和驳斥, 指出胡适实际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让糊涂愚昧的中国小百姓不再对日本帝国主义“生仇恨”, 进而“不抵抗”, “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 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13) 鲁迅揭露了胡适观点的蒙蔽性, 无论他论述的动机如何, 客观上都是一副思想的麻痹剂。又如, 针对日军1933年2月继攻陷山海关后, 又进犯整个热河省的“热河战争”, 而上海随着“上海战争” (即上海“一二八”战争) 纪念日到了, 出现热卖纪念品的现象, 鲁迅对此批评:“热河的战争开始了。三月一日———上海战争的结束的‘纪念日’, 也快到了。‘民族英雄’的肖像一次又一次的印刷着, 出卖着;而小兵们的血, 伤痕, 热烈的心, 还要被人糟蹋多少时候?回忆里的炮声和几千里外的炮声, 都使得我们带着无可知的苦笑, 去翻开一本无聊的, 但是, 倒也有几句‘警句’的闲书。”面对令人眼花缭乱, 看似热闹的各种纪念活动, 鲁迅揭露出其形式上的无聊和内容上的浅薄, 指出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战争及其宣传“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 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 (14) 而这种现象竟出现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 从中不仅说明了当局对正在发生的局势的不可控性, 同时也说明了国民劣根性的危害和自欺自人的特征。

身居上海都市, 鲁迅在对都市的社会现象进行剖析和批评同时, 同样延续了他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一贯理念和理路, 时刻不忘对现代都市人的性格心理, 特别是对都市文人性格心理的进行剖析, 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相”进行批评。如在《电的利弊》一文中, 就通过对历史典故的引证而指出:“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 残酷有超出此种 (指历史上的刑具———引者注) 方法万万”, 并以上海为例说:“上海有电刑, 一上, 即遍身痛楚欲裂, 遂昏去, 少顷又醒, 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 即幸而免死, 亦从此牙齿皆摇动, 神经亦变钝, 不能复原。”对此刑具作如此详尽描绘, 当然不是为了宣传其恐怖, 而是要通过“文明批评”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批评”, 指出其内含的不同文化心理的特征。鲁迅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 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 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 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 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 盖不但电气而已。” (15) 在这里, 不仅显示出鲁迅对时事现象的透视, 同时, 表现了他对上海都市病态现象及其所反映的整个“社会相”的认知和批判。在《豪语的折扣》一文中, 对一些居住上海的都市文人及其“社会相”, 鲁迅也予以揭露, 如在提到张资平在上海《时事新报》刊登广告宣称自己是“我是坐不改名, 行不改性的人”时就指出:“上海原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然受着孔子的教化的。便是商家, 柜内的‘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也时时和屋外‘大廉价’的大旗互相辉映, 不过他总有一个缘故:不是提倡国货, 就是纪念开张。” (16) 在文中, 鲁迅揭露了上海都市文人的虚伪相, 表面上豪语十足, 骨子里却是虚荣心作怪, 展现出文人虚伪的“社会相”。《帮闲法发隐》一文则指出了帮闲文人的社会法则, 剖析了帮闲人群的伎俩:“帮闲, 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 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 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 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 也没有血腥气”, (17) 从中揭示出帮闲文人“杀人于无形中”的特点。同样, 在《登龙术拾遗》一文中, 直接点名道姓地针对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进行了批评, 对当时上海文坛存在的一些现象和文人的一些言论, 都开展了尖锐的批评和辛辣的讽刺, 指出:“所以倘欲登龙, 也要乘龙, ‘书中自有黄金屋’, 早成古话, 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 (18) 从中揭露了上海文坛的乱象和都市文人虚伪的“社会相”及其性格心理特质。同样, 对于那些看似是上海都市小市民气息的“社会相”, 鲁迅也是将它与批评国民劣根性联系在一起, 展示出他一直都坚持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思想。像《揩油》一文, 开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揩油’, 是说明奴才的品行全部的。”在鲁迅的眼中, 那种看似“光明正大的‘舞弊’”的“揩油”现象, 并不是一般的小市民心理性格作怪, 而是一种丑陋的国民劣根性———奴性心理性格的表现:“因为所取的是豪家, 富翁, 阔人, 洋商的东西, 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 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 揩了一下, 于人无损, 于揩者却有益的, 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在文中, 鲁迅透彻地分析了同样反映在都市生活中的奴性心理和性格, 不仅仅只是表现在一般的市民身上, 同样也表现在那些被称为是“高等华人”身上, 并讽刺道:“‘揩油’的生活有福了。这手段将更加展开, 这品格将变成高尚, 这行为将认为正当, 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 和对于帝国主义的复仇。打开天窗说亮话, 其实, 所谓‘高等华人’也者, 也何尝逃得出这模子。” (19) 在《“吃白相饭”》一文中, 则对都市社会“吃白相饭”现象进行了批评。鲁迅说:“‘吃白相饭’在上海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 实际上是“不务正业, 游荡为生”, 用“欺骗”、“威压”和“溜走”等手法混迹都市社会, 同样表现出丑陋国民劣根性的“社会相”。《洋服的没落》一文也对都市社会的方方面面, 大到人生、文化, 小到日常生活等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批评。如从当时恢复古装的喧嚣着笔, 就分析了出现在都市社会的怪现象:“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 本是可以弯曲的, 弯腰曲背, 在中国是一种常态, 逆来尚须顺受, 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 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们。脖子最细, 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 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 又不致命, 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 于是便渐渐的自然的没落了。” (20) 在鲁迅看来, 尽管是在大都市的上海, 国民的劣根性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在《说“面子”》一文中, 鲁迅对“爱面子”的市民性格心理进行了分析, 指出这一特点不论“上等人”还是“下等人”都是适用的:“每一种身份, 就有一种‘面子’, 也就是所谓的‘脸’。这‘脸’有一条界线, 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 即失了面子, 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 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 就‘有面子’, 或曰‘露脸’。”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视阈中来审视, 鲁迅强调指出:“中国人要‘面子’, 是好的, 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 善于变化, 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 (21) 在这里, 鲁迅实际上就是批判了国民“无操守”的劣根性。在《“立此存照” (三) 》中, 他又指出:“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 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 由此并想‘欺人’”。 (22) 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 鲁迅也不忘对那种奴才相进行批评, 指出:“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 他的摆架子, 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 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 开起小小的工厂来, 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23)

鲁迅定居上海期间的杂文创作及其所开展的批评, 显示出了的一种强劲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力量, 同时, 也显示出一个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历史、对社会、对文化进行批评所持有的价值立场和标准。从鲁迅的杂文创作中可以看到, 这种批评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它从不是为某个阶层、某个利益集团而代言, 也不受特定理论的规约和束缚, 而是秉持社会正义的公共精神, 以全面审视的视阈, 以批判性的思维, 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运用来进行社会剖析和文明批评。从对鲁迅定居上海期间的杂文批评特征分析当中,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结论, 即鲁迅总是善于通过揭露传统文明及其制度和文化中的异化现象, 揭示出包括上海都市社会在内的现代中国, 其实并没有为现代文明的全面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 其整个的社会心态还是尽显畸形和病态的状况。因此, 始终坚持“立人”的启蒙思想, 继续通过杂文批评的方式进行广泛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 不断促进现代中国人的自觉, 增强反抗的意识, 提高识别的能力, 以获得现代文明所倡导的“人”的自由和精神解放的观念确立, 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鲁迅定居上海后的首要选项, 同时也使得他总是能够以杂文这种独特的方式, 参与现代社会的批判和重建, 展现他的价值理想和人文关怀。


版权所有:代写Essay网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方式:QQ:99515681 电子信箱:99515681@qq.com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内容从网络整理而来,只供参考!如有版权问题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