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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11-30 11:34

保守派和保守主义在20世纪革命时期的中国似乎并不存在。这当然不属实。正如该书所示, 保守派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不过, 主要问题是如何确定保守派, 如何界定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本杰明·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 在他的导论性文章《论保守主义》 (“Notes on Conservatism”) 中极富洞察力地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尝试性界定, 并小心谨慎地将其应用到中国现实中。随后, 该书的编者将大量不同的人:从哲学无政府主义者 (章炳麟) 到儒家说教者 (梁济) , 从洪宪帝 (袁世凯) 到国民党理论家 (陶希圣) , 从形而上者 (熊十力) 到乡村改革者 (梁漱溟) , 从传统诗人团体 (南社等) 到现代散文作家 (周作人) , 聚集于保守主义的屋檐之下, 这样做似乎并非不妥。但结果是, 这本书不是对民国时期中国保守主义进行的一次全面且连贯的研究。正如史华慈曾提醒我们, 该卷书的撰稿者们仅仅“考察了一小部分知识和政治精英的鲜明观点”。 (1) 读者可能希望, 编者列出一个名单, 名单中仅包括那些高度代表性的人物, 随之其后, 附上对这些人物感兴趣的撰稿者。

在这一小部分知识和政治精英中, 《学衡》的学者们激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学衡》学术圈被纳入劳伦斯·施耐德 (Laurence Schneider) “国粹与新知” (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New Intelligentsia) (2) 的研究当中。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把《学衡》置于“国粹运动” (“national essence movement”) 的狭隘框架内, 作者很难充分公正地看待它。他确实关注到了《学衡》主将们的西学背景, 却对此没有认真对待。对他来说, 他们的目的不过是将“西方权威”作为“一种媒介, 来完成张之洞所预设且在《国粹学报》中得到微弱附和的宏大目标。也就是说, 利用西学来强化对中学的重视并培育中学的生存土壤”。 (3) 由此, 《学衡》通过综合中西学之精华来创建儒家人文主义的宣言对他来说几乎毫无意义。施耐德对《学衡》也有失公正, 因为他嘲笑“它反对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 、托尔斯泰 (Leo Nikolayevich Tolstoy, 1828—1910) 和易卜生 (Henrik Ibsen, 1828—1906) , 拥护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1865—1933)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前384—前322) 和但丁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 (1) 真实的意思是, 西方文化不等于杜威、马克思、托尔斯泰和易卜生;此外还有尼采、白璧德、亚里士多德和但丁。这样的表述是针对当时一些激进知识分子以自利为目的“鼓吹”杜威或者马克思这一时代背景而提出的。

由于忽视《学衡》论述时所针对的背景, 施耐德也错误地认为《学衡》反对民主。当时的背景是, 在20世纪20年代, 激进的知识分子恶意抨击所有传统形式的文学, 认为它们都是“贵族的”且“腐朽的”。但是, 《学衡》没有声称文学发展的道路是革命性的, 也没有主张新形式要推翻旧形式。任何一种形式的杰作都将永恒不朽, 并且无论是新形式文学还是旧形式文学, 都依据其内容而不是形式来决定。激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新式文学, 即“白话文学”, 可能具有吸引大众的优势, 但往往以牺牲卓越 (的文学性) 为代价来强调大众化。最高的文学标准, 如果有理由称之为“贵族的”, 的确超出了大众接受的范围。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大众应该被排斥于文化领域之外。很显然, 《学衡》并不否认白话文学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实用性, 也不反对“大众民主” (“mass democracy”) 。以梅光迪为例, 他清楚地指出, “平民主义之真谛, 在提高多数之程度, 使其同享高尚文化”。 (2) 有人可能不同意这种观点, 但是说《学衡》将大众排斥于文学运行机制之外, (3) “《学衡》对形式问题的痴迷完成了20年代中期的国粹思想保守方向的讨论”, “在变化动荡的环境下, 他们 (《学衡》的学者们) 坚持认为国粹隐含着对国家基本身份认同的稳定与秩序的观点, 强调彼此共同存在, 而不是其历史重要特征的演替”, (4) 这样的断言绝对不公平。

此外, 施耐德阅读《学衡》文章的另一个问题是, 他往往不能够传达出原作的完整意义。一个例子可支持我的观点。梅光迪在他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将当代的形势描述为旧知逐渐让位于新知。梅光迪的观点是, 在过渡时期, 新兴知识分子尚未得以智力上的建构, 很容易受到被他所称之为“学术骗子”的“误导”, 而这些“学术骗子”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力 (需要注意, 文章主要目的是在批判“学术骗子”) 。 (5) 由于忽视了这种意图, 施耐德将他自己的言辞附加于梅光迪的论述中:“这个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将被 (大众和自由主义) 胁迫, 因此, 中国的基础文化或者民族精髓已遭到威胁。” (6)

有疑点的论证在该书的其他文章中也可找到。一个显然过于戏剧化的论述是, 激进的青年学生曾“在1919年五月走上北京的街头彻底地杀死了邪恶的传统之龙”。 (7) 这可能将“五四”事件和“五四”运动混淆。走上街头的学生们只是高喊“打倒卖国贼”, 并非是屠杀邪恶的龙。而宣称“扬州太过中庸以至于不能有自己鲜明学派” (8) 的马丁·贝纳尔 (Martin Bernal, 1937—2013) , 可能愿意了解张舜徽对《清代扬州学记》的出色研究。费侠莉对汉学的定义:“通过对现存最早的汉代经典文本的分析”来研究古代 (文化) , 很难恰如其分地处理“清代大规模的学术运动”。 (9) 她提到的儒家观念—史以载道 (10) —不准确。这样的儒家观念不存在。另外, 断言章炳麟的小学理论是“牵强的语源学 (far-fetched etymologies) ”, (1) 在我看来不合理。最后一点。虽然给予梁漱溟足够的关注, 但是整本书中除了林毓生的文章外, 对他名字的音译不准确。Sou是梁漱溟名字第一部分的正确发音, 梁漱溟自己就是这样的读音方式;而且顺便提之, 马守真 (Robert Henry Mathews, 1877—1970) 的《马守真华英字典》 (2) 第5483条给出了正确的读音。书中的大部分作者, 没有查阅马守真或者其他可靠的词典, 而是遵循“白话”发音, 将其不正确地音译为shu。希望以后可以避免这种不严谨的用法。

这里的很多评论都是针对一些比较小的问题。笔者无意低估该书的价值。事实上, 它代表了研究现代中国的一个新标志, 也显著地阐明了一个迄今为止隐含着的主题, 即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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