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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12-01 10:2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学界对谢冰莹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关注, 然而, 对谢冰莹文论进行研究的成果却很少。事实上, 谢冰莹除了创作小说、散文和报告通讯, 还写了大量有关文学的理论文章, 1948年8月应聘去台湾师范学院任教前有《青年书信》《写给青年作家的信》, 之后有《我怎样写作》《绿窗寄语》《冰莹书柬》《文学欣赏》《写给青年朋友的信》《作家与作品》。除此之外, 笔者还发掘到谢冰莹没有收录进集的文论10篇, 发表时间、篇名和初刊处辑录如下:

(1) 1935年1月, 《我认为满意的短篇小说》载于《文艺电影》第2期。

(2) 1937年4月5日, 《关于〈大地〉》载于《中流》。

(3) 1940年3月25日, 《建立生产文学》载于《黄河》 (西安) 第2期。

(4) 1940年10月1日, 《作家与生活》 (署名南芷) 载于《黄河》。

(5) 1940年11月11日, 《再论作家与生活》 (署名南芷) 载于《黄河》 (西安) 第8期。

(6) 1941年2月28日, 《本刊的过去与将来》载于《黄河》 (西安) 第2卷第1期。

(7) 1941年4月30日, 《我怎样写第一部小说》载于《黄埔》 (重庆) 第6卷第5-6期合刊。

(8) 1943年1月13日, 《文化劳军是什么?》载于《黄河》 (西安) 第4卷第1期。

(9) 1943年, 《抗战文学与生产文学》载于《长郡青年》第2卷第1期。

(10) 1948年6月1日, 《臧克家的诗》载于《黄河》 (西安) 复刊第4期。

这些著作与佚文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 讨论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作家的生活、材料的搜集、各种文体的创作方法及创作条件等。不难看出,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 谢冰莹对文学进行了深邃的思考, 且伴随着自身的创作活动显示出纵深性与系统性。笔者将结合这批著作与佚文, 择要述之, 加以解读。

一、创作经验谈

1921年, 谢冰莹在《大公报》副刊发表了处女作《刹那印象》 (署名闲事) 后, 自此笔耕不辍。像许多“五四”一代的青年作家一样, 她乐于探讨自己的写作经验。在众多的“经验谈”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她的《谈“通”与“好”》, 这篇文章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谢冰莹对自己前期创作经验的阶段式总结。谢冰莹认为如何写出一篇成功的文章, 无疑就是两个字, 一个是“通”, 另一个是“好”。“通”就是“通顺”, 要做到文字流利、语句简洁, 不能滥用成语, 不能堆砌字句。文章完成后, 字句的修改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 谢冰莹强调“文章写完后, 要仔细的多读两遍, 修改那些不妥的地方”[1]38。但是她本人在创作初期, 对于作品修改这一方面比较欠缺, 成名作《从军日记》, 林语堂就评价是在戎马倥偬之际伏膝而写, 不暇改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年王国材》整整十几万字, 也不过两周的时间就交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小说完成的十几年后, 作者在《我怎样写第一部小说》中反思道:“几年前, 我无论写什么, 好像都是随笔即来……我写小说实在太潦草、太随便了, 一天写一万多字, 试问怎么能写出好文章呢?”[2]不可否认谢冰莹的确受身处环境的影响和限制, 但也不排除其本人对作品不喜锤炼的事实, 所以她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大多是兴会之物。但是40年代以后, 这种习惯有所改变, 她的文学审美意识在深切的写作体验与生命体验中不断提高, 开始追求文学创作永恒的艺术空间。这一点在《我是怎样写〈离婚〉》中得到体现, 她说:“每次下笔之前, 我总要把女主角的痛苦在脑海里一连温习好几遍, 我要把自己当做曼茵, 把我的丈夫当作吴国强, 我恨他, 我又爱他, 但最难解决的恰恰是又爱又恨。”[3]

反复地修改、构思、揣摩人物的情绪可以做到“通”, 但一篇具有时代意义、能真正直达人灵魂深处的文章却不止于此。在《谈“通”与“好”》中谢冰莹认为一篇好的文章:“它要有丰富的内容、正确的思想, 把指示人生的出路, 寄托在一个或数个人物的身上。”[1]391947年, 在《北方杂志》第2卷第1期刊载的《怎样写作?》中, 她更进一步, 把这种引导作用扩大到要替那些不幸的人群呐喊, 替他们发泄心中的忧愁、悲惨、不幸。这种理念和宗旨几乎贯穿了她整个文学创作生涯, 以小说创作为例, 见表1, 1948年以前, 谢冰莹更关注抗战题材, 歌颂革命的流血牺牲, 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与冷酷;之后, 她更关注身边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百态, 替底层人民呐喊。虽然创作题材有所转变, 但民族与民众的苦难始终是她笔下的焦点。她认为作家的修养与格局是一个作品的灵魂。正因为如此, 谢冰莹历来不满有的作家脱离群众、脱离时代、一味沉浸在儿女情长与低俗趣味的漩涡中。对那些具有伟大人格与责任担当的作家, 她亲之敬之, 譬如罗曼·罗兰、莫泊桑、托尔斯泰、鲁迅等人;对那些格局狭小、关注私欲的作家, 则往往不屑为伍。

表1 谢冰莹的小说创作     下载原表

表1 谢冰莹的小说创作

二、时代与创新

一个伟大的作家, 必然是主体与时代共同成就的, 除了在创作经验中不断成长的审美造诣, 时代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从军日记》的名噪一时, 谢冰莹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以至于在后续的创作和文论中, 她一再强调“时代”对作家的重要性。烽火狼烟的20世纪上半叶, “时代”的力量在她那里, 直接转化为对前线后方的责任与担当以及对文坛发展和创新的使命与要求, 最有代表性的是《建立生产文学》。在这篇文论中, 她提出深入后方, 发掘艰苦而伟大的生产建设题材。她对“生产文学”作出了界定:凡是用艺术的手腕来描写后方一切生产建设的文学, 就叫做生产文学。同时, 谢冰莹批判20世纪4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 “还没有艺术家费过一翻心思替这些从事生产建设的无名英雄创作过一篇小说或者吟过一首诗……”[4], 忧虑与失望溢于言表。谢冰莹迫切希望这种现象有所改善, 所以1943年在《抗战文学与生产文学》一文中又重新呼吁作家不要写“抗战八股”, 指出当务之急应该一面写抗战文学, 一面写生产文学, 并明确了作家的写作方向与义务:“我们要做一个生产文学的拓荒者, 生产文学不要等旁人写出样子来, 然后再来动笔,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5]

在文学创作方面, 可以看到谢冰莹1940—1948年间的创作很好地践行了这一路线。于抗战前线, 她有《新从军日记》《裸体杀敌的战士》《壮烈的五月》《从沦陷区归来》《聋子女兵在前线》等一大批抗战题材的文章;于抗战后方, 她有《编辑室日记》《一个殉难者的妻》《抛弃》等揭示大后方普通人民为抗战事业作出伟大牺牲与奉献的文章。这种理念与创作实践恰恰与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不谋而合。1938年,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简称“文协”) 在武汉成立, “文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同年, 以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为首的上海沦陷区作家也将笔触投放于广阔的乡间、敌后, 揭示沦陷区人民真实的生存困境和不屈的民族生存意志, 乡土文学闻风而起。1942年, 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具有政策导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强调作家要到群众斗争中去汲取创作源泉, 为人民大众服务。从这点来讲, 谢冰莹确实对主流文艺政策进行了很好的提倡与践行, 并紧随着时代的鼓点, 前瞻性与创造性掷地有声。

不仅如此, 谢冰莹在中国现代报刊杂志的改良上也颇具时代意识与创新意识。据资料显示, 谢冰莹主编或参与主编的报刊众多:1929年于北平与陆晶清编《民国日报》副刊, 1932年于厦门主编《灯塔》, 1938年于重庆主编《血潮》, 1940年又于西安主编大型文艺刊物《黄河》……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 如冯振乾、王曼洛、黎嘉等。她在报刊内容质量上, 显示出深切的时代关怀。例如1941年谢冰莹在《黄河》发表《本刊的过去与将来》, 认为《黄河》不应该和一般的文艺刊物一样只刊登些小说、戏剧、诗歌之类的作品, 它应该特别注意战地通信和报告文学、生产文学这些作品。与此同时, 对报刊的发展提出了新计划: (1) 充实内容; (2) 改良封面; (3) 出版《黄河》文艺专书; (4) 征文比赛; (5) 增设文化情报一栏。由此足可见其对报刊未来殷殷的期待与深切的忧虑之情。有研究者甚至对《黄河》作出了高度评价, 认为从抗战到民间, “它并不逊色于《文艺阵地》和《七月》上的同题材作品……, 是当时西北地区一个极具权威的文艺刊物, 成为西安重要的文化堡垒”[6]。综而观之, 谢冰莹作为“女兵文学”的代表作家, 为现实主义文学、为文坛的新生力量、为报刊革新、为中国现代文学都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三、文学与自然

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家们关注的热门话题。谢冰莹是受湖湘地域山滋水养的作家, 一直钟情于优美的自然风物, 也写了许多关于祖国山山水水的散文, 例如名篇《爱晚亭》《卢沟桥的狮子》《忆西湖》等。对于谢冰莹来说, “自然”是她创作的另一有力源泉, 这种思想在她的《文学与自然》中得到显现:“自然是我们作品的灵魂, 是我们思想的主宰, 我们要研究文学, 首先要皈依自然, 把生命托在自然的怀抱里, 要在自然的奥妙中, 去了解人生的伟大意义。”[7]她认为领悟自然, 是成就伟大人格的必经之路, 而人格却是一个作家的灵魂, 没有高尚的人格自然就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品。这种以自然为皈依、以人生为法度的文学本体观, 实际上交织着作者的审美追求与人生关怀双重维度。这种思想之可贵, 在于它是谢冰莹自己实实在在的体验, 不是从理论到理论, 而是从心灵到理论。

为什么谢冰莹对自然有如此深的体会,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首先当然是离不开家乡山水的浸染与少年经历的影响。谢冰莹出生于湖南冷水江市, 冷水江地处湖南中部、资水中游, 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 长期生活在此的谢冰莹对家乡的草木风云有着特殊的感情与体验。1926年暑假, 谢冰莹陪二哥在岳麓山养病, 她对山中幽静秀丽的景色深深地着迷, 并写下了著名的《爱晚亭》。那两个月的体验对谢冰莹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我愿永远安静地躺在青枫峡里, 让血红的枫叶为我做棺盖, 潺潺的流水, 为我奏着凄切的挽歌”[8]325。正是由于这些经历, 自然环境长期拨动作者敏感的神经, 又反过来构建了她寄情山水的文学经验。其次也离不开对古代先哲“原道”“物色”等审美理想的继承。“天人合一”的思想早在《诗经》《楚辞》中就有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兴起了意象山水诗;唐代道观寺庙成为新的审美意象;元明清时期更是有大批的山水画题诗涌现;一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把文学与自然的关系系统化、理论化了, 如“神与物游, 神居胸臆, 而志气统其关键……是以陶钧文思, 贵在虚静”[9]253。认为创作过程要纯粹、顺应本心, 真正做到物与神游。至近代, 实际上许多作家都认同这种自然与文学的血脉相连, 钱钟书就曾说过“文学的至境是艺术与自然、主观能动与客观真实的完美融合”[]。从小受过古典文化熏陶与新文学思潮洗礼的谢冰莹自然深受影响。谢冰莹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是, 她把这种自然观践行到了宗教的禅理高度。1956年, 谢冰莹皈依佛门, 翻译佛经故事, 担任佛教刊物《慈航月刊》的主笔。台湾地区学者苏佩玲认为这一时期谢冰莹佛教题材的创作“对于生命的观照不再局限于‘人’而延伸至动植物, 笔调凭添了多愁善感的柔美气息, 以一颗慈悲之心守护有情众生与之缔结善缘, 更企盼的是可以净化人心召唤佛性”[11]。佛教认为人与自然就是一个随缘自在的统一体, 即心中有山, 山中有心。文学和佛教文化的感应道交, 从某种意义上说, 暗合着文学与自然的内在精神命脉。所以说谢冰莹晚年的皈依是在寻求心灵上的超脱, 是另一种“物我合一”的表现。

四、文学选择与欣赏

关于“怎样欣赏文学作品”“怎样选择阅读的小说”“怎样写阅读心得”……这类问题, 在她的文论著述中占到了不小的比重。《绿窗寄语》《冰莹书柬》《文学欣赏》这三本著作中都对这类问题作专门的论述, 足可见其重视程度。以《文学欣赏》为例, 谢冰莹认为, 好的作品在内容上首先必须主题正确, 情节动人, 词句优美, 结构高明, 技巧高明;其次作品的主题内涵能代表某个时代、某个社会、某个典型, 能使读者看了深深地感动, 能在情感、道德、思想上引起共鸣;最后在永恒性上作品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历数百年、数千年而不朽。只有满足以上条件的作品才能被称之为“世界名著”, 才值得我们去仔细阅读。而怎样去欣赏这些作品?第一, 需了解作者的生平, 对他的人生经历与创作情况有一个基本的掌握;第二, 书本的内容阅读之后要能把它用几百字或千余字的篇幅介绍出来;第三, 主题说明, 即参透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第四, 了解本书的时代背景及社会背景;第五, 人物分析, 需罗列人物关系表, 明确人物间的关系;第六, 结构及技巧研读。在这些基础上, 冷静理智地分析作品, 不可捧场式地恭维, 也不可吹毛求疵地谩骂。另外, 谢冰莹还在《冰莹书柬》中强调“欣赏文学”和“看小说”是大有区别的。这里实际上涉及阅读的功用问题, 看小说有时是为了消遣, 而欣赏小说则一定要用研究的态度一字一句地去读。

作为一位出色的新文学作家, 谢冰莹虽然曾在《诗与散文》中自谦道:“对于诗歌, 我实在‘门外’了, 我需要向诗人请教, 哪里敢在这里班门弄斧。”[12]63但她其实在诗歌的欣赏方面也别有见地, 认为诗并不是做成的, 而是生成的, 诗人需要用天赋和热情写美妙的字, 在最适当的地方组成音节, 且特别强调诗人观念与修养的重要性。她欣赏王维和李白的诗, 认为他们的诗语出天然、飘逸灵动又内涵丰富;在新体诗中, 对朱自清、徐志摩、康白情等人的诗作不吝赞美之词, 认为他们的诗感情真挚、优美动人。实际上谢冰莹也有少量诗作传世, 笔者发掘到她的诗作《悲欢的新年》, 特刊如下:

朔风里———

新年又到了

高厦里的温度

暖得像春天

高贵的孩子们

脱下了童装, 嚼着美果

仙子似的舞唱:

“平安夜全安静, 全光明……”

朔风里———

新年又到了

破漏的窗户里

到处是阴冷饥饿

加上了所有的衣服不足御寒

孩子们的鼻涕拖到嘴边

饥饿中, 响应了口中的呻吟:

“妈妈, 我饿!”[13]

这首诗作于1940年, 尖锐的国内外矛盾使得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作者随抗战军辗转于大江南北, 1月赴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 于新年之际用这首诗记录下了自己内心的无奈与悲痛, 揭示了战争之下人民的苦难与饥饿。整首诗流利通俗、节奏整齐、感情真挚。官宦高门的孩子在新年这个美好的日子里锦衣玉食, 而贫苦寒门子弟却在饥饿中呻吟, 强烈的反差感、现实感令人动容。在主题思想上, 她与40年代后半期的九叶诗派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 都以人民为本位, 反饥饿、反战争;在艺术上, 九叶诗派追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的融合。与之相比, 谢冰莹的这首诗更显得质朴细腻, 温柔之余又渗透着力量, 而这种至情与力量的结合, 恰恰是诗歌的本质。可见除小说与散文外, 谢冰莹对于诗歌的欣赏与思考也同样出色。

谢冰莹的文论纵横捭阖, 除以上所举, 还谈及灵感, 关注报告文学、谈剧本、论日记, 从古代到近代, 从西学至东渐, 甚至还有许多文论埋藏在各种报刊杂志中等待发掘, 因篇幅有限, 故不能一一阐述。归根结底, 她的全部文论, 是对时代的认识, 对自然的认识, 对生命与人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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