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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12-01 10:22

郑献甫 (1801-1872) 是清代广西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和藏书家, 壮族文士的杰出代表。他一生诗文、经史等著述丰富, 主要活动在道咸同时期。他在当时就备受赞誉, 被誉为岭南才子和两粤宗师。晚清名家陈澧 (1810-1882) 说:“国朝二百余年, 儒林、文苑之彦叠出海内。及风气既衰, 而郑君特起于广西, 学行皆高, 可谓豪杰之士矣。” (1) 作为朋友, 陈澧并没有溢美之词。当代学人偏于研究郑献甫的诗歌, 如梁庭望认为:“在壮族古代诗人中, 成绩最为卓著的当首推道光进士郑献甫。” (2) 郭延礼也指出郑献甫:“仅就现存诗来看, 不论数量和质量, 在壮族诗人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3) 最近才出现对其诗学、画论、文论、八股文话、骈文创作和理论进行探讨的论文。 (4) 可以说, 无论是对于诗学、文论、画论还是学术, 郑献甫都具有开阔视野、宽广胸襟和宏通境界, 尽力摆脱门户偏见, 评论较为公允。郑献甫诗文兼善, 尤善骈文。咸丰十一年 (1861) , 许应马来应劳崇光之命, 为郑献甫骈文作序, 曰:“或赉金而求白傅诗集, 或辇币以乞韩公墓文。子建高才, 柳恽多技, 不徒以骈体称也, 而骈体兼美焉。” (5) 确实, 诗歌、古文、骈文, 郑献甫都留下别集, 比较擅长。更为难得的是, 郑献甫文集中对古文、四六文、骈体文作了多次评论, 对古文内涵、桐城派在广西的传播、骈文特征、发展历史和弊病等有独到见解。本文拟对其古文、骈文批评及其文学史意义加以探究。

一重构古文内涵, 反对理学为文

郑献甫重视文章声韵, 对“文章”“古文”的内涵加以重释。他受乾嘉以来扬州学派文学思想的影响, 认为汉魏以前言语与文章有别, 经史子中的书、论、序、传都不是“文”, 押韵的箴铭颂诔才是“文”:“春秋时卿大夫所润色讨论, 战国时说士所简练揣摩, 皆言语耳, 非文章也。虽子产、叔向之流已有书, 庄周、荀卿之流已有论, 经部已有序, 史部已有传, 杂部已有记, 然皆不谓之文。其谓之文者, 若箴若铭若颂若诔, 为体最古而为词皆韵。” (1) 重韵而不重视对偶, 与清代凌廷堪、阮元推崇骈文为文章正宗, 重韵又重偶不完全相同。然而, 箴铭颂诔, 基本上是以四言整齐句式行文, 属于广义对偶, 可见其论文指向与扬州学派论相近。郑献甫认为, 汉魏以后事物繁多, 不同功能的文体兴起, 都可以称为“文”。诰命行下, 章表奏上, 书、状、序、记施于同辈, 论断决事, 制策应举, 赞颂铭志应俗, “文”体大备。六朝文体兴盛, 但文词浮靡。直到韩愈振起, 在汉魏六朝文体发展、定型的基础上, 改变原来的俪体形式, 用散体行文, 风格刚健, 自成一家, 故影响深远。可见郑献甫并不拘泥于押韵、对偶才是“文”, 也肯定韩愈改革文体文风的积极意义。对于明清古文家过分推崇唐宋八家古文, 排斥骈文, 他指出, 唐宋八大家并不狭隘, 认为八代文章皆非古文, 自己文章才是真古文, 即古文内涵并无绝对排他性;宋代以来, 断言东汉魏晋南北朝无古文, 无疑属于偏见。学习古文者视野狭窄, 只选择唐宋八家中接近自己禀赋的人摹拟沿袭, 绝对排斥六朝文章, 导致真古文不存:

凡琢句之近六朝者, 辄唾而弃之;而用韵之仿六经 (疑为六朝) 者, 又推而远之, 独以口所欲言, 纵横散漫, 荡然无范者, 以为真古文。必如此, 而真古文于是终焉。故韩子《平淮西碑》、柳子《平淮西雅》, 此犹用韵之近古者, 而宋以后无此作矣。柳河东、元微之、李义山集中, 犹为用骈之近古者, 而宋以后无此味矣。其尤弊者, 好以讲学之旨, 搀入论文之中, 如朱子于汉儒尝推董而抑贾, 于宋文尝推曾而抑苏。后来西山《文章正宗》本此。 (2)

六朝骈体是秦汉古文的自然发展, 也是唐宋古文的注定前身。不能因为讲究字句和用韵, 就被摒弃。嘉庆十一年 (1806) , 曾燠编《国朝骈体正宗》时已指出:“岂知古文丧真, 反逊骈体;骈体脱俗, 即是古文, 迹似两歧, 道当一贯。” (3) 强调古文和骈文形式不同, 但本质一致。如果摒弃骈文的炼字与音韵之美, 散漫无章, 任意驰骋, 也写不出真古文。因此, 郑献甫推崇韩柳用韵近于古人的骈散不分之文, 赞赏柳宗元、元稹、李商隐的近于古体的骈文, 批评宋代散文缺乏唐人风味, 特别是以理学标准来衡量文章高低, 更是偏离正道。可见, 郑献甫不仅主张古文兼容骈体, 还强烈反对理学入古文, 反对语录体古文。因此, 他对本朝朱彝尊以理学论文不以为然, 指出朱虽然读书好古, 博学多才, 但论文亦以朱熹为最醇最上, 苏洵为最杂最下;又选唐宋八大家文而不选王安石, 都是受到讲学家愚弄的结果。这无疑体现了郑献甫对古文修辞美和形象性的看重。在这种古文、骈文观念下, 郑献甫不写讲学家文章, 但根据各种场合的需要, 创作了各体文章:“胸中结车啬, 不能无议论;人间往复, 不能无书状;俗下应酬, 又不能无记序颂赞志铭。故时人所共为者, 余亦尝自为之。其中有用韵者, 有不用韵者, 有用骈者, 有不用骈者, 并该而存之, 且杂而厕之, 按年而不分体, 犹夫诗也。” (1) 只要能够发挥各种文体的功能, 对于是否押韵, 是否使用骈体, 郑献甫都顺其自然, 灵活选用, 并不拘泥骈散, 可见其通达平和的骈散态度。

在重构古文内涵的基础上, 郑献甫对古文发展历史有深刻把握。他指出:“六经之后, 有四家之文。摭实而有文采者, 左氏也;凭虚而有理致者, 庄子也;屈原变《风》《雅》而《离骚》;子长易编年而纪传, 前未有比, 后可为法, 皆周秦汉间人也。两汉极其盛, 三国扬其波, 六朝歧其途。直至唐而复古, 又至宋而再兴。” (2) 以六经为源, 以《左传》《庄子》《离骚》《史记》为影响最大的四家之文, 可见他的文学眼光之准;以六朝为古文之歧途, 即偏离了正道的古文阶段, 可见其古文对骈体的统摄。郑献甫还对唐宋古文的兴起背景、历程及后代接受等作了简要论述。指出张说、苏颋、崔融、李峤尚沿陈、隋余习;苏绰、李谔反对时文, 但不能改变宗尚;韩柳振起, 探源经史, 力追秦汉, 卓然为一代大家, 皇甫湜、李翱、孙樵相继共振, 才改变时风;刘禹锡、白居易、杜牧的文章, 虽有散文, 但非正体, 不能与韩柳并称;五代文章又趋浮靡, 古文复成绝响;宋代古文首倡于柳开, 尹洙、穆修赓续, 欧阳修、苏轼振兴, 后人以欧苏为古文复兴倡导者, 不符合历史事实。这些概述简明扼要, 观点鲜明, 成为后来唐宋散文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对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推动唐宋古文大家成为典范的作用及影响, 郑献甫也有精要论述:

厥后《文苑英华》《文章正宗》《唐文鉴》《宋文粹》收录最多, 采取不一, 而世皆以茅鹿门所选八家为定。于是奥若韩, 峭若柳, 宕逸若欧, 醇厚若曾, 峻洁若王, 既已分流而别派矣。而明允之豪横, 子瞻之畅达, 子由之纡折, 亦人树一职, 而集为一家之美, 盛矣哉!洵可以越五代、驾六朝, 而上比于周秦汉之作者矣。其后元人无复古体, 明代乃有嗣音。文宪 (宋濂) 、正学 (方孝孺) 为之先, 毗陵 (唐顺之) 、晋江 (王慎中) 继其后。而后人反推震川 (归有光) 为大宗, 于鳞 (李攀龙) 、弇州 (王世贞) 又不足道矣。此论者较唐宋古文之大概。 (3)

茅坤之前, 宋元文章选本已收录较多的唐宋文章;但《唐宋八大家文钞》之后, 韩柳、欧曾、王安石及三苏的地位突出, 特色彰显, 才得以分流成派, 影响后人。虽然郑献甫一生论文, 明确反对诗文的门户宗派之风, 解构儒学道统与古文文统, 但在这里还是肯定了茅坤对八家古文流播的重要作用。

此外, 郑献甫十分重视古文、骈文和八股文的学问底蕴。在《论文一则示友人》中, 他主要论八股文, 指出方苞文章“非有得之言, 即有为之言”:“外有感, 内有愤, 此有为之言也;多读书, 精穷理, 此有得之言也。然先求有得, 乃能有为。” (4) 在这种观念下, 他认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毛大可的《论语稽求篇》, 不能算是“有得”;陆陇其的《四书讲义困勉录》, 方苞的时文《抗希堂稿》, 才能算是“有得”。读书多且善于穷理, 是他判断文章“有得”的关键。怎么读书呢?不徒记诵, 还要在心上体认。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如何穷理?郑献甫在该文中继续指出, 先将苏轼《易论》《诗论》《乐论》读得烂熟, 以求先王立教之意与后人穷理之方;然后读《周礼》, 理解其政事之精义;再读《四书集注》, 体会其切于身心日用之处。再读《左传》, 熟谙其时势, 理解君子之言行, 小人之情状。 (5) 可见即使对于八股文, 郑献甫也主张博览群书, 植根经典, 理论与实践结合, 这样才能穷理致用。

二点评骈文名家, 强调骈散兼容

在诗歌、古文和绘画理论上, 郑献甫都表达了通达的态度。古人多兼善诗文、书法和绘画, 彼此生发, 郑献甫也通过诗文、题跋方式表达自己独到的绘画观点。“提倡绘画风格的多样化, 认为无论是‘富贵’画风还是‘野逸’画风, 一幅绘画, 只要有好的艺术效果, 只要能成功表达出艺术家的思想情感, 只要能引起观者的共鸣, 就是成功的作品。” (1) 这种圆通态度, 使得他并不像一般文士那样轻视骈文, 而是青睐有加, 不仅创作了较多骈体文, 还对骈文代表作家作了犀利的批评, 对骈文史作了简要勾勒。在《为张眉叔论四六文述略》中, 郑献甫认为“俪偶之体, 自古为昭;四六之名, 至宋而著” (2) 。骈俪句式自古就有, 经史中屡见不鲜。“夫一奇一偶, 数相生而相成;尚质尚文, 道日衍而日盛。‘旸谷’‘幽都’之名, 古史工于属对;‘觏闵’‘受侮’之句, 葩经已有俪言。” (3) 但“四六”之名直到李商隐《樊南四六》才用于别集名称, 到宋代才较为流行。张眉叔是广东梅州人, 向郑献甫请教四六文之道。郑在此文中对骈散同源、骈散流变作了精要论述:

文之有散又有骈也, 东西两汉已具滥觞, 南北六朝遂为通轨。邹、枚导源于前, 徐、庾扬波于后。诏敕之典, 以代王言;论断之文, 并参史事。未尝分某为散体、某为骈体也。故纵横以使气, 跌宕以取姿, 悠扬以审音, 变化以立格, 面目虽异, 神骨都同。张、苏之在唐, 其体侈矣, 以李义山为隽。欧、王之在宋, 其体变矣, 以汪彦章为工。虞、袁之在元, 其体衰矣, 以刘水云为裁。 (4)

“散”与“骈”在郑献甫看来, 最初只是语言表达形式;交融共生, 早已有之。两汉已经滥觞, 六朝发展成熟。邹阳、枚乘道夫先路, 徐陵、庾信拓其疆宇。汉魏六朝, 各类文体根据各自习惯与需要使用骈散语句, 并没有人为划分散体或骈体。诏敕和论断各司其职, 各具特色, 虽偏重形式不同, 但在运气、取姿、审音和立格上的方法和神理要求一样。到唐代张说、苏颋, 体才放肆, 至李商隐更为隽永, 到欧阳修、王安石大变唐体, 形成四六, 南宋汪藻最为精工。元代四六衰微, 如虞集、袁桷所作如此, 但刘壎还善于裁断。确实, 直到晚唐李商隐, 才有《樊南四六》出现, 盛唐以前的文章, 是无所谓骈散之分的。应该说, 郑献甫对汉魏六朝至宋元文章发展的概括形神兼备, 重点突出, 反映了他对文章、对四六的深刻理解。青年时代的郑献甫, 对四六文发展史就有独到见解。其《与李秋航论四六文书》曰:

建安七子, 具体初开;唐初四杰, 烦手间作。江鲍两公, 正宗也;沈任诸家, 盛轨也;徐庾以下, 余波也。盖江河之流, 其源必小;日月之光, 至暮亦衰。国初颇尚此体, 叫豪蹇涩, 见讥前辈。乾隆季年, 厥体中兴。全椒吴山尊所选者, 邵荀慈、孙渊如、孔巽轩三家。格高而韵远, 惜传者绝少。袁简斋、吴榖人、洪稚存三家, 才大而学富, 又时有俗调。至于曾宾谷, 不足道矣。此外操觚之家, 纤仄工致, 专师宋人。非朱施粉著, 虫赛其羽;即绳趋尺步, 鳖絷其足。 (5)

李秋航是郑献甫的多年好友, 原名李光鼎, 后改名为李炳南, 自号空如, 柳州马平人, “善六朝文、三体诗。” (1) 在这封书信中, 郑献甫不仅高度评价了六朝江淹、鲍照、沈约、任昉四家骈文, 还重点评价了清初至乾嘉时代的骈文大家, 观点犀利, 符合事实。骈文形成于东汉末年, 初唐四杰骈文在徐庾的基础上踵事增华, 更加华丽, 因此郑献甫将徐庾至唐宋元明以及清初的骈文都视为衰变, 四杰的骈文被贬为“烦手间作”。“烦手”本指俗乐的弹奏手法。《左传·昭公元年》:“于是有烦手淫声, 慆堙心耳, 乃忘平和, 君子弗听也。”孔颖达疏:“手烦不已, 则杂声并奏, 记传所谓郑卫之声, 谓此也。” (2) 江淹、鲍照被视为骈文正宗, 沈约、任昉被视为骈文典范, 徐陵、庾信以下, 则被视为骈文余波。可见, 在南朝骈文家中, 他最推崇的是江鲍任沈而不是徐庾。这与清初至乾隆时绝大部分人视徐庾为骈文正宗的流行观点不同。确实, 随着嘉道以来骈散不分思潮的流行, 徐庾的工整四六骈体, 地位逐渐不如江鲍、任沈的相对灵活、清刚简质的骈体。郑献甫将之视为南朝骈文的最高代表, 不仅与晚清骈散不分的文章发展潮流相适应, 还为后来孙德谦推崇任沈作了铺垫。孙德谦曰:“骈文之有任沈, 犹诗家之有李杜, 此古今之公言也。” (3) 其实在嘉庆以前, 任沈的骈文地位并没有如此之高。任沈骈文地位的提升, 离不开郑献甫的提倡。郑献甫还指出清初文人学习徐庾体, “叫豪蹇涩”, 被前人所讥。“叫豪”即嚎叫;“蹇涩”有步履艰难、文字生硬、言语迟钝、困厄的含义, 这里当指处境困厄。清初以陈维崧、吴绮为代表的骈文家喜欢慷慨悲歌, 感慨兴亡及自己的坎坷命运, 确实流于粗豪与吼叫。 (4) 同时, 郑献甫还指出到乾隆晚期骈文才中兴, 有利于改变今人笼统认为清代骈文中兴的说法。嘉庆三年 (1798) , 吴鼒编选《八家四六文钞》, 郑献甫也对除了刘星炜以外的其他七家作了精彩点评, 指出邵齐焘、孙星衍、孔广森格调高、韵致远, 可惜流传很少;袁枚、吴锡麒、洪亮吉三家才高学富, 但不时出现俗调;曾燠则不足称道。评价符合事实, 有利于今人对《八家四六文钞》的深入研究。此外, 郑献甫看不起宋四六, 因而对清人宋四六导致纤细逼仄和精工细致的现象表现不满。

在为洪齿奇孙 (1804-1859) 的骈文集作序时, 郑献甫再次强调骈散一源, 各有所用。还指出骈文源于两汉, 兴盛于六代, 派分于唐代, 六代各体文章都是其本身特色, 但并无“骈体”之名:“骈体文发源于两汉, 分派于三唐, 而平流于六代。南北两史, 宋齐八书, 朝廷之命诰, 官府之奏议, 儒林之辨论, 文苑之记序, 总有百体, 通为一途。未尝以某为散, 以某为骈也。惟圆者无穷, 方者有穷;奇者易变, 偶者难变。”北周的苏绰、隋朝李谔虽欲洗彼铅华, 反归典坟, 但力不从心, 弄巧成拙。直到中唐韩柳崛起, 琢雕为朴, 上溯周秦古文, “于是骈之体别而骈之名立焉”。在他看来, 骈体文经过三变, 到明朝衰微之极, 清初体格不正:

初变为徐庾, 入于绵密;再变为王杨, 入于繁冗;又变为欧苏, 入于流易。枉以救枉, 歧之又歧。至于前朝, 竟成外道。国初颇尚词学, 陈、章前辈, 俱失正宗;孙、孔后来, 渐复本体。 (5)

清人多将初唐四杰骈文看成是徐庾的延续, 极少有人将他们视为初变与再变。郑献甫认为徐庾骈文走向绵密, 四杰流于繁冗, 欧苏变为流易, 都不是骈文正宗和学习典范。其实, 欧阳修、苏轼的四六新变, 自成一派。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云:“皇朝四六, 荆公谨守法度, 东坡雄深浩博, 出于准绳之外, 由是分为两派。近时汪浮溪、周益公诸人类荆公, 孙仲益、杨诚斋诸人类东坡。” (1) 王安石遵守前代四六规则, 属于保守派;苏轼继承欧阳修四六雄肆的特点, 属于创新派。但才学不够, 学习宋四六容易走向率易, 而元明四六偏偏多学宋人, 故称为“外道”。明代骈文衰微, 清初陈维崧、章藻功的骈文崇尚齐梁初唐体, 繁冗细密, 因而还不是正宗;直到乾隆时的孙星衍、孔广森才逐渐恢复“本体”, 即他上文所说的江淹、鲍照、任昉和沈约之体。郑献甫在此文中还指出, 能在骈文中自运其才者, 胡天游、袁枚和洪亮吉数人而已。在晚清的骈文批评中, 孙星衍、孔广森、胡天游、袁枚、洪亮吉的骈文多被推重, 郑献甫也把握了当时的骈文批评倾向。可以说, 对于清初骈文的得失、乾嘉骈文代表作家的成败, 郑献甫都有精辟见解, 直接启发了民初以来刘麟生、钱基博等人的骈文研究。

三揭示骈文特征, 揭露创作弊端

骈文之名是相对于散文而生, 因此在探讨骈文特征时, 常常与散文对举。阳朔容子良欲拜郑献甫为师, 郑以韩愈抗颜为人师, 柳宗元则辞为人师为例加以婉拒。又对骈、散文创作难度与创作方法加以说明:

仆尝谓散文若古诗, 难学而不易工;骈文若律诗, 易学而最难工。然散文之工不工, 皆自知;而骈文之工不工, 多不自知。何也?彼以分段敷衍、征事填写、第凑偶句、饰藻字句, 即可成篇耳。不知骈四俪六, 字句与散文异;布意行气, 义法亦与散文同。而体之高卑、韵之雅俗, 又在语言文字之外。熟读八家文, 再多读六朝文, 则自然知之矣。 (2)

散文形式自由奔放, 不讲究对偶、隶事、藻饰等, 骈文则相反, 两者创作难易不同。郑献甫认为散文难学不易工, 但作者有自知之明;骈文易学而难工, 但作者无自知之明。因为散文工拙明显可判, 而骈文容易形成格套, 易学但难工, 更不容易判断是否工巧。这无疑是郑献甫多年创作骈体和散体文的经验之谈。但在这里, 他再次强调, 骈文、散文虽遣词造句的形式不同, 但在文意安排、文气运行的“义法”上相同;文体的高卑、文韵的雅俗, 与对偶、隶事、藻饰等形式无关, 而是体现在语言文字之外。唐宋八大家文与六朝文各有千秋, 不分高低就是此理的体现。郑献甫将桐城派方苞评价古文的“义法”拿来点评骈文的立意行文, 对唐宋古文与六朝骈文一视同仁, 可见其文章思想的融通性和开阔性。

郑献甫还关注骈文创作现实, 揭露创作弊端。在《与李秋航论四六文书》中, 他详细指出骈文三弊:

一曰词旨不达;一曰体裁不真;一曰音节不古。周公命祝辞曰:“达勿多也。”孔子论修辞曰:“达而已矣。”凡兹圣言, 即是宗旨。今人见碑碣晦唐, 表启浮宋, 辞多骈拇, 体等赘疣, 岂知蔚宗论史, 凡九十卷;彦和谈艺, 共五十篇。密固鱼贯, 方亦璧合, 未尝不炳焕士行, 洗涤文心。若参军用蜚语, 闻者不知何物;兴宗入图画, 见者不辨何人。此则不达之弊也。王元长之序《曲水诗》, 间用古赋;任彦升之序《文宪集》, 乃似行状。此古人之颠体, 非后世之正范也。今之文人, 喜背初祖。言少乃言老, 寿序等于墓志;言哀反言乐, 祭文比于史赞。妄学夫人, 见嗤坐客。其有稍知立体, 而又拙于撰词。奚云数典, 乃古人点鬼之簿;非云启事, 乃吏曹办公之卷。此则不真之弊也。至于转接虚字, 宫徵必叶, 唐人之律赋也;筋节散言, 浮泛亦偶, 宋人之谢表也。伪体不裁, 俗风大起。兼以假令如其蛇, 忽枝首恒多不少。马皆齐足, 岂知庾文“落花”“芝盖”之句, 虚字不可删;老杜“江鱼”“竹笋”之句, 叠字不必用。而况割锦为帽, 不杀其旁;剪彩为花, 并去其叶。谬以袭谬, 歧之又歧。此则不古之弊也。 (1)

用具体句式与篇章, 直观生动地阐释了骈文创作三弊。郑献甫理想的骈文, 是要效法常州派骈文先驱邵齐焘所云“清新雅丽, 必泽乎古, 非苟且牵率以娱一世耳目者” (2) , 以达到孔广森所云“六朝文无非骈体, 但纵横开阖, 一与散体文同也” (3) 的境界。文辞必取乎经, 体裁必准乎古, 不能以《玉台新咏》之后文章为尚, 这才是骈文写作的准则。此文写作三十年后, 他在《为张眉叔论四六文述略》中再次指出当代骈文创作“四弊”, 重点在隶事、裁对的自然工巧。其中“弊二”与上文所说“体裁不真”文字相近, 其他三点如下:

兔园册子, 雅宜击蒙;狐穴诗人, 惟工点鬼。夕翻白帙, 朝弄丹铅, 残杯冷炙之余, 出以供客;枯木朽株之积, 因而鸠工。堆垛告成, 咄嗟立办, 小儿窥豹, 亦得一斑;博士卖驴, 动书三纸。其弊一也。……又或少知辨体, 而不能措词;鳌山凤辇之典, 习用恒言;蓧骖虬户之文, 喜求难字。茁轧恃秀才之辣, 蔬笋增道士之酸。小史抄书, 即夸燕许;椽曹启事, 谬比欧苏。吻纵标新, 腹枵如故。其弊三也。至雕龙标字隐之功, 韩碑显句奇之理, 虽曰小节, 亦关大才。彼“终古蒙利”与“万世无虞”, 柳州志张公之长调也。“天何言哉”对“子曰赐也”, 右丞铭禅师之虚语也。由其笔妙, 故尔音流。宋人袭之, 已成恶道。今人为之, 更似时艺。兼以“落花”“芝盖”之联, 去其虚字;“阳春”“大块”之句, 席其劣词。硬语盘空, 不求帖妥;成语杂袭, 不加剪裁。妄托前民, 贻误后辈。其弊四也。 (4)

弊一主要批评隶事琐碎繁冗, 不知裁剪;弊三也是说体裁不真, 但重在批评遣词造句、使事用典不当导致体式乖谬;弊三主要批评滥用成语, 沿袭陈言而不知变通的宋四六体。其中, 有些语典出处如下。“终古蒙利”与“万世无虞”来自柳宗元《唐故中散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上柱国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公墓志铭并序》 (5) , 写张舟治理安南的功绩。“天何言哉”对“子曰赐也”, 来自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并序》“天何言哉!圣与仁岂敢?子曰赐也, 吾与汝弗如。” (6) 这些典故虽然精彩, 但后人不能随意模仿。怎样去掉这些弊端呢?郑献甫提出从典故来源、作品典范、为文标准和补救方法等四个方面加以改进:“大都汉魏之丛书, 晋宋之史迹, 此伐材之山也。梁朝之《文选》, 宋代之《文苑》, 此聚水之海也。刘勰之《文心》, 子元之《史通》, 此大匠之准也。谢伋之《谈麈》, 闻修之《法海》, 此名医之方也。博而习之, 涵而揉之, 具王杨卢骆之材, 而去其衍;领沈任江鲍之妙, 而取其精。庶几小技无讥, 大方不笑乎?” (7) 这些药方并不一定有效, 但可见郑献甫对历代骈文作品、理论批评等都较为熟悉, 如话家常。

在《洪子龄大令淳则斋骈体文序》中, 郑献甫不仅肯定了洪齿奇孙骈文的家学渊源和乡邦传统, 还客观地点评了其骈文特征, 张扬骈文地位:“子龄大令即稚存少子也, 秉承家学, 共扇乡风, 源远流长, 阴开阳和, 专工此体, 其学其识, 足以自见。虽咀味齐梁者, 或疑其冗;沿回汉魏者, 或疑其密。而抗衡作者, 亦博亦丽, 可无愧色。令嗣鹾尹将付匠氏, 持示流人。余读之数过, 因叹曰:‘近世编诗集者, 不弃律体;而编文集者, 必外骈体, 以此为不古耳。不知蔚宗以评史, 彦和以论文, 灵运以辨宗, 刘峻以作志, 纵既鱼贯, 横亦虫斛行, 与古文不同其品格而同其神理, 故足尚也。’” (1) 常州是清代骈文重镇, 洪亮吉之子洪齿奇孙专攻此体, 确实是家学与乡学共同影响的结果。虽然洪齿奇孙骈文有繁冗和绵密之病, 但风格博丽, 卓然成家。郑献甫再次推尊骈体, 反对将骈文编入外集, 指出范晔《后汉书》、刘勰《文心雕龙》、谢灵运《辨宗论》、刘峻《山栖志》多用骈体, 但纵横自如, 文意流畅, 虽与古文体格不同, 但神理一致, 因而不应该受到轻视。

郑献甫虽对骈文的弊端认识全面深刻, 但自己的创作大部分还是应酬交际之作, 特别是寿序骈体, 达六十多篇, 约占其骈体文集中的一半。多为颂扬美化之作, 缺乏真情实感, 艺术个性不强。但其优秀的骈文散化气息浓郁, 毫无晦涩凝滞之弊。如在《史传论》中, 郑献甫对史书中的人物传记不必袭而袭、不必增而增的现象作了反思, 主张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单独立传:“愚以为某为忠良, 某为奸佞, 某有学行, 某有文艺, 其人果落落不凡耶, 专传可也;其人第碌碌无异耶, 不传可也。且传之体, 因一时而立一号, 苦于无所附丽也;即数人而分数名, 便于有所出入也。学虽分而老韩可以合, 人虽众而孟荀之宗。据事直书, 随人曲肖。谁毁谁誉, 不为成言;孰是孰非, 自昭公论。其为体不较洁, 其为情不较顺乎?” (2) 文意流畅, 文气清通。1834年, 34岁的郑献甫写了《象云赋》, 被他收入其骈体文集中, 成为其骈体文集中的唯一一篇赋体。 (3) 其中写景一段, 虽然刻画细腻, 对偶工整, 但毫不板滞, 而是气势奔放:“维时夕阳来初, 朝雨去后, 鱼霞烂然, 豹雾蒸否。拖淡白于波心, 涌奇青于洞口。驱一队而山移, 蹴四蹄而石走。苁茏蓊荟, 起乎中央。变幻苍狗, 奇离白羊。陂陀臃肿, 靡得而详。远而望之, 如象斗于乾陀之乡;徐而察之, 如象游于皋泽之场。奇形怪状, 蔚乎有章。牙磨石短, 鼻卷烟长。趋岩赴壑, 不知其方。既而石虎触馀, 松龙消半。渔唱犹连, 樵歌忽断。或立仗而森森, 或渡河而缓缓, 或耕田而深深, 或负辇而款款。” (4) 光绪八年 (1882) , 门生林肇元《补学轩文集外编叙》云:“吾师人品之清高, 学术之醇正, 洵足惟后学宗仰。即文章游艺之事, 皆菁华载道之言, 不必以是传, 亦不必不以是传也。” (5) “不必不以是传”, 正说出了郑献甫诗文突出的成就。

四郑献甫骈散批评的桐城派指向及其意义

郑献甫的文学成就, 在晚清已经得到高度评价。陈澧是他的朋友, 认为史家有学、识、才, 方能成为良史, 文章家亦然;无学则文陋, 无识则文乖, 无才则文弱。然后指出郑献甫:“读四部书不知几万卷, 宏纲巨目, 靡不举也;奇辞隽旨, 靡不收也。其考订足以精之, 其强记足以久之, 是曰有学。通汉唐注疏而碎义则不尚也, 尊宋儒德行而空谈则不取也。兼善六朝唐宋诗文, 而摹拟沿袭尤深耻而不为也, 是曰有识。其为文也, 能同乎古人而毅然必自为也, 能异乎今人而又坦然莫不解也。其锋英英焉, 其气磊磊焉, 其力转转而不竭焉, 是曰有才。” (1) 结合郑献甫留下的大量诗文及学术著作, 考虑到他对学术、诗歌、绘画、骈文、古文、八股文等独到评论, 可知陈澧所说的有学、有识、有才当不是朋友之间的溢美之词, 而是实事求是。

郑献甫的骈散主张及对骈文的高度肯定, 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道咸以来, 桐城派古文在广西广泛传播, 出现了吕璜、朱琦、龙启瑞、王拯和彭昱尧等岭西五大家。 (2) 师友传授, 声势浩大。对于古文标榜宗派, 张扬门户的做法, 郑献甫不以为然。在《书邹锺泉中丞世忠堂文集后》中, 他认为:

古文莫深于经学, 然而讲经学者, 如注疏之支离琐碎, 非古文也。古文莫精于理学, 然而讲理学者, 如语录之直率腐俗, 非古文也。然则古文何所属?曰:古文无所属。虚敛之为性质, 实体之为言行, 发挥之为功业, 唯其人自取之而已。故理直则气壮, 理足则词备, 亦庄屈, 亦史汉, 亦贾董韩柳欧苏, 而不病其袭也。不庄屈, 不史汉, 不贾董韩柳欧苏, 而不病其创也。近世论古文者不然。谓东汉文弊, 谓六朝文衰, 谓南宋后无古文, 以归太仆直接欧阳, 以方望溪直接太仆, 其余皆不得与。余窃笑之曰:北宋时争正统, 南宋时争道统, 今时乃争文统。闻者以为狂, 自问亦颇似狂。 (3)

1832年, 郑献甫还对吕璜回乡, 在桂林传播古文, 标榜桐城派门户而不满, 他在《书吕月沧文集后》中说:

余少颇跳荡, 又绝少师承, 因此因念近世治古文者, 皆习瞽说。谓东汉文弊, 南宋后无古文, 于前明仅推一归震川, 于本朝独推一方望溪为得文章正统。此皆姚姬传弟子妄为说, 观姬传文集, 无此说也。闻先生 (吕璜) 自谓得法于吴仲伦, 仲伦自谓得法于姚姬传, 姬传自谓得法于方望溪, 以文家之公器等佛家之衣钵, 谓某传之某, 某又传之某, 非是则均不得与于其统, 矜矜然自高, 沾沾然自喜, 如市垄断中垄断之夫, 互相标榜, 自相把持, 实则便于不学者窃盗模仿, 苟以徇名而已。余深鄙其意, 故不愿染其习。会以他事见阻, 不果往。然其相感颇深。 (4)

吕璜以桐城古文为正宗, 拘泥于桐城家法, 他在《上陈硕士先生书》中说:“璜弱冠时, 即闻古文一脉, 惟桐城为正。顾年三十许, 始得方侍郎文读之。及成进士, 作令浙中, 乃先后得读姚刑部、刘徵君两集, 因以略识义法韵度之粹美。” (5) 他在家乡传播桐城派古文, 曾看到郑献甫的文章, 十分欣赏, 想招郑为学生。但郑献甫反对文章宣扬宗派与家法, 主张厚植学养, 自由抒发个人所遇所感, 因此对桐城派谨守师法的方式不满, 因而对成为吕璜的学生没有兴趣, 反而一直倡导骈散不分, 打破桐城家法壁垒。可见, 郑献甫的骈文、古文批评, 直接反映了道咸同时期岭南五大家在广西传播桐城文章与程朱道学时, 遭遇的不满与抗拒。他对梅曾亮及其粤西门生吕璜、朱琦等人在广西倡导桐城派文统不以为然:

道无所谓统也。道有统, 其始于明人所辑《宋五子书》乎?文无所谓派也。文有派, 其始于明人所选《唐宋八家文》乎?然皆门户之私也, 非心理之公也。古者人品有贤愚, 人才有美恶, 然而流品未分也。儒术有师承, 学术有授受, 然而宗法未立也。经说有浅深, 词章有华实, 然而尺度未严也。自韩子有“轲之死不得其传”一语, 而道之统立。自韩子有“起八代之衰”一赞, 而文之派别。遂若先秦以来之贤人君子, 东汉以来之鸿篇巨制, 皆可置之不议, 而惟株守此五子书、八家文, 以为规矩尽是, 学问止是。甚且绘为旁行邪上之图, 曰某传之某, 某得之某, 如道家之有符箓, 禅家之有衣钵, 世家之有族谱, 阅之令人失笑。不惟于体太拘, 而于事亦太陋矣。 (1)

他还几次点名或间接批评桐城派:“近世论古文者宗之, 谓东汉文敝, 南宋后无古文, 以昌黎直接史公, 以震川直接欧公, 而架漏中间数代作者。” (2) 这里所说的内容, 正是姚鼐编撰的《古文辞类纂》所体现的, 即郑献甫是在间接批评桐城派开宗立派的作法。他认为, 唐虞时代的典谟、商周时的雅颂、春秋以来的辞命, 秦汉以来的子史, 东汉以来的章表、论著、序记、书状、铭志, 都被南宋以后文人分守, 如果忽略, 是数典忘祖;如果批判否定, 则是诬蔑祖先。一代的世运与一代的人才融合而成一代之文体, “如天之有日月风云, 地之有江河山岳, 体象不同而精采皆同, 故愈久而愈新也。若具一孔之见, 勒一途之归, 则下笔皆陈陈相因而已耳, 恶睹所谓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耶?” (3) 如果拘泥于家法、宗派, 文章就会千篇一律, 全无新色。应该说, 这些思考, 都体现了郑献甫深厚的古文、骈文修养及理论水平。

郑献甫在古文、骈文批评上取得的突出成就, 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就整个广西文学而言, 清前文学衰微, 直到清代才振起。特别是晚清以来, 岭西五大家等文人群体的崛起, 广西诗文才颇为可观。刘声木说道:“道咸间, 梅伯言郎中以古文在京师倡导后进, 其时亲承指授者以粤西人为最多, 如龙启瑞、朱琦、王拯、彭昱尧、唐启华等皆是。梅郎中亦谓‘天下文章, 其萃于粤西乎?’皆极言一时之盛。” (4) 岭西五大家主要宗尚桐城, 是桐城派古文在晚清的代表之一。虽然他们也创作骈文, 如龙启瑞将其骈文收入“外集”, 写有《跋龙标芙蓉楼王少伯诗刻后》《贞节梁母吕太孺人序》等, 但毕竟不是他们的主流。在骈文批评方面, 他们极少对四六或骈体、骈文加以直接批评。而郑献甫以其不拘一格、数量丰富的古文和骈文创作, 以其独特深刻的古文、骈文批评内容, 丰富了广西古代文学宝库, 提升了广西古代文学的高度, 更促进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在广西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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