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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4-17 11:19

拟托文是托真实历史人物之名,而编造、引申或虚构的作品。笔者将战国书体散文中托名历史人物而进行虚构创作的作品界定为拟托文,通过对拟托文概念之释义及其研究成果的梳理,以探索拟托文的类型、特点及其相关研究意义。

“拟托(託)”一词,古有多义,或有将“拟”取为“打算、设计”之义,托则用为“借助、托付”,如“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1]255;再如,以“拟托”为“模拟、模仿”之义,明代张师绎于《月鹿堂文集》云“屈之骚、司马长卿之赋、宋、景、唐、枚之拟托,皆楚产也”[2]16,是指宋玉、景差、唐勒及枚乘等人的模拟辞赋之作。还有将“拟托”作“虚构、虚造”而用,清代陈本礼撰《屈辞精义》,其注《悲回风》“托彭咸之所居”句,曰:“此直欲以身殉矣……至彭咸为归宿之地,不曰死而曰托者,盖未寤彭咸而先为拟托之辞。”[3]519 指屈子的虚构创作。但以上诸文并不完全合乎《说文解字》对“拟托”之释义,《说文》曰:“拟,度也。”段玉裁注:“今所谓揣度也。”“託”,《说文》:“寄也。”段注:“与人部侂音义皆同。”而《说文》释“侂”亦为“寄也”,更以“俗作托,非也”[4]95、382,可见“託”、“侂”本为一词,后简化写作托字,仍应沿用“託”之本义,且“託”又从“言”,那么“拟托”一词则应有“揣度而托言”之义,即托于所寄之人,并揣摩替其说话、代其发声。

这样看来,拟托文应该具备这样几个特征:首先,拟托文一定围绕真实历史人物而进行创作,即拟托文必须托于真人,否则便失去所依,近于传奇、小说一类,而且拟托文所选取之人往往颇具历史盛名;其次,拟托文中必定存在虚构成分,虽然具体来言拟托文的虚构成分有所差异,但作品中的情节与对话是作者本人有意识地进行虚构创作而成,这就决定了拟托文不是史书实录,其所述不为史实;最后,拟托文必须是书体,是作者着意创作并付诸文字、落于书面的作品。所谓“拟”是度而自拟,而“托”为寄托他人,一言以蔽之,拟托,拟“虚”而托“实”,即假托历史人物、事件线索而编造、引申或虚构,若一篇作品在围绕真实历史人物叙事时,体现出时间错乱、思想抵牾、环境不符、不合史载、情理难通、重复叙述等特征,便可将其界定为拟托文。战国拟托文,就是指创作于战国时期的拟托作品,对于这一时期作品中存在的拟托创作现象,古今学者曾进行过程度不一的探讨。

对于战国拟托文的认识与探索,是从研究《战国策》中的拟托作品开始的。古代早已有学者意识到并开始分析《战国策》中存在虚构、编造的篇章,虽然彼时未有“拟托”概念之名,但其论点已合拟托之含义。对《战国策》拟托性质的研究是从对此书的类属问题开始的,班固《汉书 · 艺文志》把《战国策》与《史记》并列,归入史类[5]1714,而《隋书 · 经籍志》以其并非正史,将其归入杂史之列:“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词》、《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谓之杂史。”[6]962 对《战国策》类属的一再更订,正显示出此书史、文相融的创作情况,书中既有合于史实之言,又多添入增衍新创之辞。至宋代晁公武,更将此书踢出史类,归入“子部纵横家”之中,直指此书多由时人创造,难以信史看待:“历代以其纪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7]506

清代有学者深入分析此书含虚构成分之篇,如朱骏声已于《经史答问》一书中对《战国策》作过考订,将其中有不合史实之处的篇章定为“可疑”,他指出书中所载东西周情况有错讹,周考烈之弟桓公为西周公,都河南,其子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复封其少子班于鞏,为东周公,谥号惠”,但周考烈王十五年桓公之曾孙都可册封,所以“幼子”之说可疑,而父子二人都谥“惠”,亦可疑。另外,他亦指出《国策》书中多有重复、近似之章,如《楚策四 · 楚亡后死》与《齐策三·薛公献七珥》、《赵策一 · 苏子说李兑》与《齐策 · 孟尝君入薛》用相同比喻等[8]420, 428, 432,说明朱氏已开始探索《战国策》中偏离史实的内容,这些内容正符合拟托文所谓托名拟作之实际。还有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将《战国策》与《史记》之记载相较,如苏秦游说秦惠王时,举以秦国地势,《史记》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9]2242《战国策》对于此番言论记为:“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10]78梁玉绳以为苏子之言并不合乎当时秦国的疆域形势,“此殆非也,而是时诸郡未属秦,不知苏子何以称焉”[11]1242,指出《战国策》中存在不合史实、不符情理之处。

197 3 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使学界重新审视《战国策》中的一些内容,唐兰指出正是战国时好事者伪作的盛行,才导致人们一定时期内对苏秦之事难辨真伪,而《战国纵横家书》的问世,正可为研究苏秦提供可靠资料,“战国末年学纵横之书的好事者曾拟作苏秦合纵和张仪连横十多篇,文笔酣畅可喜。这些伪作,充塞于《史记》和《战国策》中,把真正的苏秦事迹都搞混乱了”[12]130。虽其旨在厘清苏秦相关事迹,但他提出的战国人伪作苏秦、张仪事迹之说正合拟托之实。而真正使用“拟托”这一概念来系统分析战国作品的,是缪文远的《战国策考辨》,其书《自序》言:“《战国策》者,即战国辩士游说之记录或后人之拟作,而汉刘向纂集成书也。”[13]1 他援引大量古籍,考证出不符合时间、地点、逻辑或人物关系的拟托之文达 97 篇之多,并将这些“出自依托”的策文定为“拟托”之类。

缪文远的拟托概念在学界有一定认同,因其多侧重于史料方面的考证,所以后人多在此启发之上进行文学性研究,如赵逵夫《先秦文学编年史》曾引用“拟托”概念判定作品生成年代,“拟托张仪说燕惠王之辞作于”公元前 278 年前后[14]1232;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将书中有意编造的拟托文分为因移植或变讹而失实、托名他人而伪造和非托名的有意虚构三类[15]277 – 284,虽对拟托文进行了梳理与分类,但其论述并非此书着力所重;齐思和将拟托文更定为“揣拟”之作,“《战国策》不特非一人之书也,其中所载游客之说,亦多出于从横家之揣拟,非其本人之辞”[16]447,并考证了数篇策文中不合时地之处;廖群《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对拟托文与小说的区别以及在虚构性、小说因素方面体现的暗合情况进行了研究,指出“拟托文还处在早期不自觉也不成熟的阶段,其创作过程正可以显示这个阶段文学性小说发展的轨迹”[17]188,这些观点富有启发意义。再如,董正春于山东师大学报 1989年第 1 期发表的《〈战国策〉“拟托”刍议》从具体作品分析拟托手法,但其仅将拟托看作是一种寓言故事;倪爱珍于《江西社会科学》2012 年第5 期发表的《〈战国策〉中虚构叙事的发生及范式》一文,将《战国策》拟托作品分为附会、套括、仿改、缀辑、衍生等类,并将其视为文学虚构叙事的范式。可见,学界对于《战国策》中的拟托文已有一定的研究,但仍有可待拓展的空间,且对于战国其他作品中的拟托创作情况,相关探索也不太多,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也显示了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吕思勉早已提出诸子书中所记事,“乖谬者十之七八”,多有托名之作,如庄子见鲁哀公事,应为假托二者之名,“古人传此,但取其足以明义”,再如孔子往见盗跖,是“作者胸中有此一段议论,乃托之孔子、盗跖耳”。诸子中记事,“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其年代亦不可据”[18]103 – 106,吕思勉将此类作品定为“寓言”,并未提及拟托概念,但其论已揭示出诸子散文中存在许多托名之拟作。如《晏子春秋》一书,刘向、班固皆列于儒家之类,《汉书 · 艺文志》著录 8 篇,但未题作者[5]1724;《隋书 · 经籍志》仅录为 7 卷,题为齐大夫晏婴撰[6]997。唐柳宗元始以为此书应是墨家之徒尊其名而作,为增高己术,述晏子事迹中多融入墨家思想,且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所以此书非晏子自撰,是“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 ”,“为是书者,墨子之道”(《辨晏子春秋》)[19]113。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即拥护此说。《崇文总目》却又将《晏子春秋》一书归入儒家,录 1 2 卷,并提出“原释晏子八篇今亡,此书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20]127,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 · 经籍考 · 子部》同此说。可见唐以后,人们对于此书为后人托晏子之名而作已有一定认可。《四库全书总目》更直指此书为托名之作,“题为婴者,依托也”,是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21]514。

既已知此书为后人托名之作,则不得不细究此书之成书年代。曾经有人以为此书成于战国,或以为成于秦末汉初,或以为此书乃六朝人伪造,但 1972 年银雀山西汉初年墓中出土《晏子》竹简,内容大略与今本相同,于是排除了六朝伪作说。而董治安通过分析汉人常用的《晏子春秋》故事与文辞、《晏子春秋》与《左传》记载之差异、其书本身有许多可以参订秦汉著作的文辞,证明“此书成于战国时期”,“现在通行的《晏子春秋》,应该就是刘向所校录过的本子”[22],高亨亦认可此说[23]292 – 310。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出土文献的印证,银雀山简本《晏子》与今本《晏子春秋》规模相当,篇目大致相同,文章语句大同小异,“今本《晏子》与刘向整理前、汉代前期流传本是一个本子,绝非后人杂凑而成”[24]88,所以本文遵从《晏子》成书战国之说。

从相关研究现状来看,《晏子春秋》一书在清代以前的研究并不太多,刘向首校此书,此后学者多如柳宗元之类,以研究其书作者及版本为重。清代学者着力于训诂、校释研究,如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王念孙《晏子春秋杂志》等。近代以来虽有一些相关论述,但多未从拟托文角度研究此书。《先秦散文纲要》提及《晏子春秋》全书200 多个小故事大量重言重意,应当是“有一个人或少数人把它们收集整理编辑成书,并作了不少修饰和润色”,有“史官、晏子后代、稷下学者、门人宾客及民间传说”[25]148 等多种来源,但并未论及拟托创作的特征。王绪霞的博士论文《〈晏子春秋〉成书考论》(西北师范大学 2006 年)梳理此书的成书过程,其中探析书中材料来源之时,将众多篇章分为来自齐国史官材料、抄自其他各书、传说故事、编者伪托几类,应当说作者已经注意到了《晏子春秋》书中偏于问答、情节雷同的内容存在作者编造的可能,但其文着力于论述此类篇章所蕴含的政治哲理,并将那些由简单故事而引申出较高理论水平的篇章定为图解观念之作,尽归为后人伪作,并没有意识到拟托创作本就是战国时期一种普遍的创作艺术。其实,《晏子春秋》书中有拟托类篇章是文学发展中的自然现象。

再如《庄子》一书多夸饰与想象,自然存在许多托名史实的自创之作,其人称之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郭象注:“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也。”成玄英疏:“重言,长老乡间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犹十信其七也。”陆德明:“重言,谓为人所重者之言也。”[26]947将重言归为借德高望重之人而言,宋代林希逸云:“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黄帝、神农、孔子是也。”[27]43 1 清代姚彝云:“其托为神农、黄帝、尧、舜、孔子、颜之类,言足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28]245 直接指出《庄子》是借诸贤而申其言。现代学者亦承袭前代诸说,王叔岷《庄子校诠》曰:“重言者,借重人物以明事理之言也。”[29]1088 重言即是托古人或名人之口谈道说法、为己代言,就是我们所界定的拟托创作,前所举孔子见盗跖之类即如是。对《庄子》中的重言运用,曾有过相当数量的研究著作与论文,如杨柳桥认为“重言是借以申明思想学说的一些往古佐证”[30]38。顾文炳提出“重言是《庄子》中引用古人、前人的语言”,“以增强内容的说服力和效果感”[31]109。再如陈德福的博士论文《〈庄子〉散文“三言”研究》(福建师范大学 2008 年)论及重言部分时,分析重言涉及的几类人物:传说中的人物,如黄帝、尧、舜、禹等;历代君臣,如《田方子》写文王关于臧、《让王》篇大王亶父居邠而迁往岐山等;还有道家人物老子、列子、杨朱及儒家人物孔子、颜回、子贡等。刘固盛于《湖北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发表的《论〈庄子〉的“三言”笔法》提出重言之运用是为使庄子的思想可信度提高,如《达生》篇以孔子之口提出“凡外重者内拙”,主张“忘境”,且实际中重言与寓言常交错在一起,但多未将此类作品与《战国策》《晏子春秋》之中的拟托文联系起来,注意到许多重言故事乃是《庄子》对于拟托手法的运用。

还有《穆天子传》一书,晋武帝太康二年汲县人不准盗挖古墓,得数十车竹简古书,被称为汲冢竹书,其中就有《穆天子传》,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遇西王母之事,最后一卷记盛姬之死及其葬仪。对此书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争议,或曰成书于西周,或曰成书于战国,甚至有人以为此书是汉代以后人伪作。从成书年代出发也就产生了对此书性质的界定,持成书于西周观点的人认为此书是史官实录,《隋书 · 经籍志》曰此书体制“与今起居注正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6]49,后人有承袭此说者,如清人胡应麟“《穆天子传》六卷,其文典则淳古,宛然三代范型,盖周穆史官所记”[32]53。持汉人伪作之说的学者如清代姚际恒,其《古今伪书考补正》曰:“《穆传》本《左传》……又本《史记》……多用《山海经》语……其体制亦似起居注。起居注者,始于明德马皇后,故知为汉后人作。”[33]10 今人童书业认为此书大部分材料是“晋人杜撰之文”,周穆王见西王母一段故事,是以“《山海经》等书校之”[34]513。而持战国说的学者认为此书是依托而作,如清人王谟认为战国时期因《列子》书《周穆王篇》有驾八骏宾西王母事,依托为之,非当日史官起居注,首先给此书冠以依托周穆王而作的性质。而后顾颉刚结合战国时地理形势及交通情况,以详细的考证分析周穆王西行,认为此故事背景是赵武灵王西北略地,是战国学者“把事实、想象、神话结合在一起”,假托穆王之名作的游记[35]1 – 21,其所论正合拟托文实际。现今学界对战国成书说多有接受,如王贻梁等所作《穆天子传汇校集释》[36]2、郑杰文《穆天子传通解》等书亦支持战国之说。可见对于此书的拟托性质仍有进一步探索与研究的空间。

具体来说,拟托文大致包含三种类型。第一类拟托文可以称为无中生有型,仅借人物之名而忽略其所处年代、环境等,常表现为文中所叙之内容与历史原貌、政治形势或思维逻辑等存在诸多差异,甚至有的篇章行文叙事达到完全与情理不合之境地。譬如《战国策 · 秦策一 · 张仪之残樗里疾》章,张仪贿赂楚王使其请樗里疾“相于秦”,又进言秦王樗里疾有二心于秦,秦王怒,樗里疾遂出走。但樗里疾为秦惠王异母弟,身份尊贵且因军功而封严君;后秦武王时张仪被逐,樗里疾为秦相,可见此章所云之事本无,当为策士托张仪、樗里疾之名而作。《楚策四 · 长沙之难》章,写楚怀王死后,薛公让楚太子归国,后齐国联合韩、魏之兵攻楚,昭盖献策给太子,令屈署用淮北的土地向齐国求和来牵动秦国[10]120、564。但此事与史不合,楚太子归国时薛公并不在齐,且秦、楚二国多结怨,秦国怎会为楚出兵[13]35、157。再如《庄子》书中数托孔子之名而造其事,多不合于孔子思想及生平,《大宗师》中,庄子假托颜渊与孔子之口引出“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盗跖》篇孔子见盗跖,狼狈而走,“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26]285、1101。此类拟托文常托于圣贤、名士而编造故事、发言立论,带有攀慕盛名的可能。

第二类可称为大同小异型,是指那些基于相似故事模式而改添人物别成数篇的拟托文。这些文章或是同事异辞,或是同事异人,事件脉络、情节相近或雷同,但却由不同人物完成,或其中说辞相去甚远,显然文中所述不会是真实存在,极有可能是将不同人物代入类似情节,创造出了这些相类或有一致之处的故事。如《战国策》中,《齐策 三 · 齐王夫人死》与《楚策 四 · 楚王后死》均本“献珥”计,薛公“献七珥,美其一”,昭鱼“献五珥,善其一”[10]372、554,仅变更人物与献耳环之数;《齐策四 · 王斗说宣王》《赵策三 · 建信君贵于赵》和《赵策 四 · 客见赵王》均以身边之物取譬进谏,王斗以尺縠劝说齐王、魏牟用尺帛进谏赵王、客以买马进言赵王[10]415、715、759;《秦策二 · 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冯章以汉中之地诓楚,与《秦策二 · 齐助楚攻秦》章张仪以商于之田欺楚之计谋相类,且都游说楚怀王,难信其事为真。再如《晏子春秋》一书中多有故事情节颇类之章,如《内篇谏上》中《景公饮酒不恤天灾致能歌者晏子谏》与《景公信用谗佞赏罚失中晏子谏》两篇皆有晏子走而复归之情节,晏子谏景公后出走以激景公,前者景公追之不及、自言悔悟,后篇景公使韩子休追晏子,代景公言其自改之语,晏子方归[37]6、11,情节相似;《内篇杂下》中以“景公赏赐”而“晏子辞拒”为题的有三篇,《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无宇致封邑晏子辞》和《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辞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前两者乃晏子直接辞谢景公,而后者以田桓子与晏子对答架构故事[37]167、168,虽有细节差异,但故事主旨及情节相类。此类拟托文更像为多次模拟、演练而进行的创作。

第三类约可算踵事增华型,即大抵基于历史人物及其相互关系而进行的虚构创作,这类拟托文往往会遵循某一历史事件而展开,但常会增饰其词、添衍情节、虚设人物。譬如《史记 · 老子韩非列传》曾载李斯、姚贾谗害韩非之事,以为韩非乃韩之诸公子,“终为韩不为秦”,秦王信其言“下吏治非”[9]2155,而《战国策 · 秦策 五 · 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章,乃姚贾出使四国立功后,韩非“短之”于秦王,姚贾辩解后释王之疑虑,秦王乃“复使姚贾而诛韩非”[10]299,为韩非之死增入姚贾、韩非之间存有矛盾之事,似与《史记》之述不合,或为人所添加,梁启雄曾提出此段“似有增加或不真实的成分”[38]3。再如《左传 · 昭公二十年》齐侯饮酒乐,感慨生死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紧接对答,如果古者无死,则初时爽鸠氏居此地,“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39]2094。而《晏子春秋》中,《内篇谏上》有三则故事与《左传》此段齐侯悲死、晏子进谏之事相近,分别为《景公贪长有国之乐晏子谏》《景公登牛山悲去国而死晏子谏》和《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过言晏子谏》,三者均记景公悲死、贪长有国,晏子进谏之言虽有不同,但本义皆为若古人无死,则先君贤臣将长有齐国,君将不得此位。第二篇还引入艾孔、梁丘据从景公而泣,晏子讥讽其谄谀之事,第三篇更多加晏子谏梁丘据暑日疾驰、谏景公不可禳彗星之象之事[37]22、24、25,可以看出诸文既存有共通之处又有不同添加、增饰。这类拟托文大抵为战国时人本于历史之上发挥而作,其所述内容不全为真,与历史真相有着若即若离之关系。

这样看来,战国时期作品中的拟托文大致体现出这样的特点:首先,依贤托盛,往往依托于历史圣贤或盛名传世之人而拟造其事,譬如《战国策》中多有托名家游士如张仪、苏秦、公孙衍等人之文,《苏秦始以连横说秦》《张仪之残樗里疾》《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张仪为秦连横说齐王》《苏秦为赵王使于秦》等,不胜枚举;《晏子春秋》更是本身就围绕贤大夫晏子而作;《庄子》亦数托黄帝、尧、舜、孔子等人;《穆天子传》更托帝王之名。足可说明托名大家、贤士是拟托文惯用的创作方式。

其次,虚实相合,拟托文自然有其虚拟和增创之处,譬如文中常模拟情节,前所论大同小异型拟托文,即重复使用相类的故事结构,反复模拟情节。再如描摹人物,在《苏秦始将连横》中,当苏秦落魄归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后当权得势,“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将势位富贵对人情冷暖的驱使鲜明呈现出来。在《邹忌修八尺有余》中,邹忌询于其妻、其妾与其客,三人皆赞其美于徐公,但邹忌难信诸言,“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将邹忌之心境刻画入微。还有演练说辞,《楚王死太子在齐质》,楚王死后太子在齐,苏秦往来于齐楚之间来回游说,提出多种应对之策[10]78、324、365,实际是为展现其层出不穷、变化莫测之计,所言之说辞才是关键所在,而《晏子春秋》几乎每篇都在架构对答的故事以展现晏子言辞。但在这些虚构内容之上,拟托文并没有完全脱离史实,它仍大致遵循着历史人物之身份、背景及其社会关系,并试图以此人的眼光与经历拟造其言辞、编织其故事。当然创作者限于学识、能力或是为迎合创作需要,在文中出现一些纰漏或是改变了历史原貌,是可以理解的;也正是这些蛛丝马迹,为我们认识战国拟托文提供了线索。正因为拟托文“半虚半实”,所以其并不等于历史小说,更不同于后世所谓文学概念中的小说文体,因为这些故事虽然具有大致的情节、对话及一定的描写,但文中未有虚设人物形象,亦缺少对人物心理及情节、环境的细致描写,往往是靠言辞展现人物形象、推进故事发展。所以拟托文仅是文学创作早期,走向自觉之前进行的一种有意虚构。

最后,契合预期,拟托文的创作常会迎合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心理预期。譬如《战国策》中张仪、苏秦等游士以言辞闻名,便多有假托其名而描述奔走游说的精妙篇章;孟尝君素有尊贤重士之声誉,便有《孟尝君奉夏侯章以四马百人之食》《孟尝君舍人》《孟尝君有舍人而弗悦》等多篇赞其善于处事待人之作;韩非遭谗害而死于秦,《史记 · 秦始皇本纪》《韩世家》《老子韩非列传》皆有记述,所以《秦策》中基于此事,作姚贾于秦王前贬抑韩非之言。再如晏子乃齐国贤大夫,忠君忧民、善于辞令,《晏子春秋》以其劝谏齐侯为形式,形成多篇拟托故事,对其贤德多有称颂。可见拟托文的创作皆有所本、所依,是建筑在真实人物与历史事件之上的虚拟创作,这种虚构与延伸大抵不会完全违背人物在历史上的声誉。

简而言之,拟托文的确存在于战国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中,值得我们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肯定此文体的研究意义,并深入进行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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