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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04-17 11:26

检索现存古代文献不难发现,在汉代政论散文苑域,自有陆贾政论文集《新语》、贾谊的《新书》之后,或属群体创作的文集有《淮南子》、桓宽整理的《盐铁论》、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义》,或属作家独著的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新序》《说苑》、扬雄的《法言》、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荀悦的《申鉴》、仲长统的《昌言》等,林林总总,堪称展示汉代政论散文的“博览会”。尽管这些文集面世的时间有前有后,依托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作家的审美创造个性有别,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包罗万象,但是,它们莫不具有审美大气魄,在给人以阳刚、感奋的美学享受的同时,深刻地领悟有汉一代文学的时代特征。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有趣现象。

一、《淮南子》对《吕氏春秋》大气象的继承与拓展

西汉政论散文审美创造的硕果,在贾谊、晁错的雄篇华章之外,人们一般首先关注由群体作家共创的《淮南子》。它是西汉皇室贵族刘安( 前 179? -前 122) 组织门客集思广益而成的一部散文大著作,原有内篇 21 卷、外篇 33 卷,唯有内篇流传至今,共有十几万字。《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之于杂家,排在《吕氏春秋》之后。在班固看来,《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一脉相承,也是“辑智略士作”,彰显着二者之间的传承创新关系,亦即《淮南子》继承拓展了《吕氏春秋》的大气象,成就了《吕氏春秋》尚未完全实现的审美创造大气魄。它之所以成为汉代文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除了汉初统治者号召、鼓励士子大胆“陈政”“辨史”、言过、论失的政治开明大气候之外,还取决于如下几个关键要素:

其一,领军人物是文学大手笔。研究《淮南子》,必论刘安。汉末高诱注《淮南子》序言开宗明义: “淮南子安,厉王长子也。”[1]他注《吕氏春秋》的序言,则先叙述吕不韦生平,然后才说“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2]细辨高诱这两篇序言的语意、语序,其研判意念很明确: 刘安就是《淮南子》的著作者; 尽管确证不足,但他是挂帅者,当无疑义。而吕不韦只是《吕氏春秋》的挂名者。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3]司马迁出于忌讳,没有叙及刘安的文学大作为。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似乎有意弥补这一不足,他详加叙述曰: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术赋颂,昏莫然后罢。[4]

《淮南子》成书后,刘安作为入朝觐见的献礼,受到原本喜好文学的汉武帝喜爱和珍藏。另据《汉书·艺文志》录载: “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就班固所录西汉赋作品篇数论,刘安居第二,几乎是其麾下群臣的两倍。毫无疑问,刘安是汉赋的重要作家之一。就其写作《离骚传》的情况看,“旦受诏,日食时上”,可谓才思敏捷 至 极。这 里 的“日 食 时”,高 诱 注 曰“日 早 食已”,恐非。当是午饭时,绝不是晚饭时,因为晚饭时已退朝了,不存在“上”,即或是晚饭时,他的写作时间也很短。显见,刘安的《离骚传》是一篇一挥而就的不朽之作,雄辩地佐证了他是与司马相如同时的学养深厚、才华横溢的大作家。这样一个“辩博善为文辞”的文章大手笔领军《淮南子》创作班子,完全有可能直接参与《淮南子》写作。

高诱为《淮南子》作注,探讨了《淮南子》的成书过程。当是时,“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中伍被,《汉书》有传: “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后也。被以材能称,为淮南中郎。是时,淮南王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被为冠首。”他是宾客中哭谏劝阻刘安不要谋反的贤智者。他应对刘安的询问说辞,许多见于《淮南子》相关论文。无疑,伍被也是《淮南子》的重要操手。《淮南子》拥有刘安、伍被之类扛鼎作家,从而具有超越《吕氏春秋》的审美大气象,是十分自然的事。

其二,《淮南子》自以“鸿烈”为审美标示。《淮南子》原称《淮南鸿烈》。用“鸿烈”二字名书,实际上是其著述班子追求论文审美价值的标示。高诱解释说: “号曰鸿烈。鸿,大也; 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他准确地领会了“鸿烈”的命意,更清晰地描述了《淮南子》在文化史、文学史上真实而深广的影响。高诱还很精辟地概括了《淮南子》一书的思想蕴涵: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 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 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瓌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

意思是说《淮南子》的内容源于道家“无为自然”之说,把天文、地理等自然现象,与社会政治、经济、人间百事融合统一,悉加说明; 论说中杂以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的思想,博奥深宏,无所不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辨体系。视其大论,覆天载地; 考其细说,无边无垠。但是不离近者、远者两个纲纪。近者,论及古今治乱、存亡福祸,以儒家道德仁义学说为纲; 远者,叙说人世间诡异怪奇故事,以道家虚静无为学说为纲。诚如《淮南子》末篇《要略》所叙说: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显然,议论散文中的这种审美创造的自觉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在进入“百川归海”的新时代之后,理性地对待文化遗产,用现实主义创新精神指导新文化建设的大襟怀、大气魄。

细赏《淮南子》所叙述的神话故事,一般经由了作者的再创造,多掺杂着儒家精神,如“羿射九日”“夸父逐日”“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等,集中反映了崇力精神与儒家尚德传统的碰撞,亦即这些神话中,儒家尚德的文化追求,尚群体的宗法原则,尚农业文明的教化气质,融汇了尚勇力、尚自由、尚野蛮的非儒家精神,赋予了远古文化遗产以全新的时代特色。在《原道训》《天文训》《泰族训》诸篇中,作者用“阴阳和合而万物生”“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等道家理念,来解释物质世界的形成和发展。《氾论训》篇则说“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 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这种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既是大汉推行“文治”的理论基础,又集中反映了汉初社会已成气候的求实、创新审美思潮。“鸿烈”之谓,名实相符。

其三,《淮南子》对诸多审美元素的大兼容。《淮南子》继承《吕氏春秋》所开创的“兼容并蓄”传统,而又大加创新以呈“大兼容”风采。它不只是审美内容融汇了诸子百家学说、汉初政论大家“以史为鉴”的思想,源远流长,蕴涵宏富,而且在审美表现上,视域大开,推陈出新,气象万千。

考察其篇章的论据体系,多由历史、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构成,着意将美学文化史上众多题材的审美元素,重新进行解读、包装、兼容、整合,从而构成了其论文形态面目一新的文学特征。如《原道训》开篇说道: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接下来的论据,杂以舜、禹、共工、越王翳、蘧伯玉等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生动地论述了这些人何以失道而亡、得道而昌的因果演绎。这些被现实化、生活化、理性化了的古人、神人,审美意蕴大增其富,令人畅然感怀,诉诸审美享受,不再是零星碎片,而是一种被自觉综合了的多元愉悦感。

就其语言表达的本色与更新而论,其基本特征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行文大气。清刘熙载《艺概·文概》曾指出: “《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贾长沙( 贾谊) 、太史公( 司马迁) 、《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遗意; 若董江都( 董仲舒) 、刘中壘( 刘向) ,乃汉文本色也。”[5]实乃肯綮之见。《淮南子》既吸取了《庄子》汪洋恣肆、挥洒自如之文风,又借鉴了战国策士说辞纵横捭阖、铺张扬厉之经验,行文中多铺排形容,富丽有序,句式历经修饰而整饬。说其是先秦以来散文语言艺术的大荟萃毫不为过。

二、东汉政论文集持续弘扬大汉气魄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特以东汉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与西汉的《淮南子》、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贾谊的《新书》进行比较研究,精准地概括了东汉这三大家的审美个性,及其与西汉诸大家的文脉因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代文论家对汉代散文创作时代自觉的认知:

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佼佼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 《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玄深重其书,即韩退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其《本性》篇也。《潜夫论》皆贵德义、抑荣利之旨,虽论卜论梦亦然。东汉文浸排丽,是以难企西汉。缪袭称仲长统才章足继董、贾、刘、扬,今以《昌言》与数子之书并读,气格果相伯仲耶!

刘熙载认为,两汉政论文集艺术风格的近似性,实际是汉代政论散文的主要美学特征、审美创造多样性的有机延续。东汉三大家文集或“奇创”、或“醇厚”、或“俊发”的个性特征,都能在西汉大家那里,寻觅到相应的因循轨迹; 换句话说,东汉政论文集持续弘扬了西汉的大气魄,而又“各自成家”。它们呈现的审美创造个性与实绩,自汉末受蔡邕珍视褒扬以来,颇受唐代韩愈、刘知几之类著名文学家、文论家青睐。循着刘熙载的研究路径,我们不难感知两汉政论文集林立的繁茂风姿,而其内在“气格”不分上下的竞相彰显,恰是汉代“文学的自觉”,是时代觉悟的生动写照。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李贤注引袁山松( 即袁崧,东晋著名学者,曾著《后汉书》百卷) 书曰:

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 常) 祕( 同秘) 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 “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抱朴子》曰: “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 ‘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6]

这里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 虽然王充的《论衡》长期在“中土未有传者”,只是在他的故乡偶有发现,但至汉末,王充终被人们称为“异人”,而《论衡》则被看作“异书”。避难江南的大名士蔡邕,艺海识珠,视《论衡》为宝典而密藏,招致好学者入室搜寻。王朗任职会稽太守,从《论衡》中获益匪浅,才学、能力大有长进,受到时人惊叹。显而易见,王充形象及其《论衡》的美学蕴涵,在汉末已成为士子们为人著述、学以致用的精神食粮。

据中华书局 1962 年出版的汪继培《潜夫论笺》新刊标点本可知: 《潜夫论》除《叙录》之外的 35 篇,多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也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叙录》所述,是这 35 篇作品的写作动机与意旨,也是阅读理解《潜夫论》的篇章指要。布衣终身的王符,向往明君执政、尊贤任能、信忠纳谏、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把治理乱世的理想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故而他的《潜夫论》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他历数了现实生活中经济、政治、边防、社会风俗等方面的黑暗现象,尖锐地指出祸乱的根源在于统治者昏暗不明,导致“当途之人,咸欲专君,壅蔽贤士,以擅主权”。[7]这充分体现了东汉庶族名士的政治敏锐性及其积极用世的情怀,也是《潜夫论》备受后世关注的审美大气概所在。

仲长统死于“献帝逊位之岁”,时年 41。他是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中的后起之秀,其《昌言》应是为东汉政论文集画句号的作品。刘熙载《艺概·文概》对它的批评,似乎处于矛盾心理。一方面,他盛赞“《昌言》俊发,略近长沙”,并藉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缪袭之口,说“仲长统才章足继董、贾、刘、扬”; 另一方面,又以仲长统称赞了崔寔的《政论》为据,推论《昌言》的意旨不纯粹。他说: “仲长统深取崔寔《政论》,谓‘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按《政论》所言,主权不主经,谓济时拯世不必体尧蹈舜,此岂为治之常法哉! 而统服之若此,宜其所著之《昌言》旨不皆粹也。”显然,他以儒家的宗经思想来衡量《昌言》的意旨纯与不纯,未免迂阔,落于俗套。面对汉末政局大乱,法制沦丧,“主经不主权”行得通吗?倒是范晔有些见识,他的《后汉书》不仅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归于一传,而且录载了《昌言》中“有益政者”的《理乱篇》《损益篇》《法诫篇》。他在《论曰》中写道: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8]然而能深究“当世失得”的文章,没有大胆识、大气魄,成吗?

三、汉代政论文集大气魄的成因

两汉政论散文大家生活的环境,时空相隔,地位悬殊,政治背景不同,审美创造个性迥然有异。但是,他们为文的大气魄,则是薪火相递、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确乎具有特异性。这一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文学自觉发展的某种内在精神特质。对其成因加以探讨很有必要。

其一,大汉气魄的人文孵化。“大一统”的汉王朝,经由汉高祖初创,“文景之治”奠基,至汉武帝实现了“文治武功”盛世,建树起东方帝国的雄伟气魄,我们姑且称之为“大汉气魄”。它诉诸民众以前所未有的自尊、自强、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进而孵化为具有真正意义的民族觉悟、国家观念、责任意识。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民族精神。这种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民族精神,诉诸社会文化建设,于西汉,“长治久安”是主题,落脚点是务实于国家强盛; 于东汉,“治乱安邦”是主题,落脚点是致力于国家复兴。二者之间有一根红线串连,即汉王朝所形成的深入民心、经久不息的江山“大一统”气魄。这种“大一统”气魄,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就是民族文化里“忠”与“奸”的理念的成熟。社会生活中凡维护“大一统”的行为、言论、律令、政策、规范,就是“治”,就是“忠”; 否则,就是“乱”,就是“奸”。这看似简单直接,实乃深奥雄浑,影响深远。直至汉末,魏、蜀、吴三分天下,三国统治者莫不自诩是“汉臣”、非“汉贼”,莫不打出“承汉制”恢复“大一统”的政治旗帜。这种是非分明的政治伦理“大我”理念,当是主导两汉政论文集主题趋同性、审美近似性的人文本质要素。

据《汉书·伍被传》载,志得意满的刘安,晚年萌生了谋反的邪念。伍被冒着极大的风险,援引当年伍子胥谏吴王的故事劝阻他,刘安不听,盛怒之下,竟囚禁伍被的父母三个月。不久,刘安又召问伍被:“方今汉庭治乎? 乱乎?”伍被说: “天下治。”刘安很不高兴地说: “公何以言治也?”伍被回答说:

被窃观朝廷,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错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僰贡献,东瓯入朝,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伤。虽未及古太平时,然犹为治。

伍被不是朝臣,却是刘安门客中的精英人物,也是汉代士子的佼佼者。用唯物史观的审美眼光看他的这段答辞,字字千钧。它集中代表了汉代知识阶层洞察现实和历史的睿智,内含丰富,确乎其事,恰当其时,其审美张力,极具现实厚度和历史深度,堪令青史生辉。其一,它率先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武帝时代大汉帝国“文治武功”的盛况,大汉气魄的物质形态。其二,它集中抒写了时人对国泰民安、太平治世的大气魄的珍爱、自信、自豪之情。其三,它具体而理性地表述了时人乃至后世人们向往盛世“治”的愿景。其四,它事理皆备地诠释了汉代以士子精英为主体的志士仁人的政治理想,继而成为他们笔下政论散文立论发言的出发点和归宿。其五,它“文质彬彬”,气势磅礴,作为大汉气魄的经典写照,具有超越时空的人文孵化和民族心理穿透力。

伍被的 这一 名 言,汉 武 帝 视 为“汉 美”的“雅辞”。当时和后世士子们不只是感性上认同,而是深层的心领神会,长存于精神文化的记忆、联想活动里,自觉与不自觉地以之作为其政论文章的审美凭借。故而,人们观瞻两汉政论文集的审美蕴涵,总能感知到大汉气魄特有的精、气、神渗透其中。这恰是大汉气魄人文孵化悠久长存的必然反映。

其二,大汉气魄的精神内化。大汉气魄所彰显的民族精神作用于两汉志士仁人,则是具有高度自觉的人格精神内化与升华。在西汉,名将霍去病用“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壮语注释了它;[9]在东汉,名士马援用“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解说了它;[10]在汉末,曹操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英雄语阐述了它。而两汉政治思想高度敏锐的士子阶层及其精英队伍,在感知、体悟、凝铸、践行这种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则内化为高度理性的文学觉悟。他们健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空前炽烈的用世激情,关注着国家大事、政治动向、民生疾苦,以锐意进取的审美心理和富有创造性的创作行为,引领了汉代文学事业的理论建设和审美创造实践。表现在政论散文创作上,则形成了作家团队与个体励志耕耘并进的活跃局面,整体上培育了政论散文审美创造的大气度。

战国时期南方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群体,尚是围绕新诗体而生成的自然形态; 在秦国,由吕不韦顺应社会“大一统”思潮,着意组织的《吕氏春秋》创作团队,则是文学史上作家群体的自觉形态,其体制构成、机制运行初步定型。这种作家群体,经过大汉气魄的重新孵化、滋养、包装,形成了汉代文学自觉发展中目不暇给的作家团队现象。诸如以辞赋相尚的宫廷作家群、为学术思想而作的诸侯作家群、以史学巨著名世的家族作家群、以诗赋媲美的名士作家群等,他们为着相同的创作兴趣、写作目的,“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相互切磋,各用所长,各显特色,为汉代文学殿堂,奉献了琳琅满目的硕果。在政论散文苑域,除《淮南子》成书于作家群体,桓宽整理的《盐铁论》、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义》,实际上也是出自于群体之手。这种有组织、有指向、众志成城的创作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时代的大气魄体现,是作家队伍建设上的一种难得的精神内化。

大汉气魄所彰显的民族精神,作用于政论散文作家个体,则是他们政治品格、为文品质的大提升。前述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大家,基本上都出身庶族,布衣终身。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 见陆游诗《病起书怀》) ,是他们共有的政治气质,促使他们的政论文写作,摈弃名利,立足国情,畅言民意,不作抽象论道,也不单纯地就事论事,而是处处关合着现实生活,事事联系着人世大道。诚如《淮南子·要略》篇所言: “惧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沈; 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所以,我们在认识两汉政论文集大气魄的时候,既要关注它们审美内容的大蕴涵,激扬文字的大手笔,也要研究作家文品人品的大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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