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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11-29 09:39

检索现存古代文献不难发现, 在汉代政论散文苑域, 自有陆贾政论文集《新语》、贾谊的《新书》之后, 或属群体创作的文集有《淮南子》、桓宽整理的《盐铁论》、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义》, 或属作家独著的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新序》《说苑》、扬雄的《法言》、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荀悦的《申鉴》、仲长统的《昌言》等, 林林总总, 堪称展示汉代政论散文的“博览会”。尽管这些文集面世的时间有前有后, 依托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 作家的审美创造个性有别, 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包罗万象, 但是, 它们莫不具有审美大气魄, 在给人以阳刚、感奋的美学享受的同时, 深刻地领悟有汉一代文学的时代特征。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有趣现象。

一、《淮南子》对《吕氏春秋》大气象的继承与拓展

西汉政论散文审美创造的硕果, 在贾谊、晁错的雄篇华章之外, 人们一般首先关注由群体作家共创的《淮南子》。它是西汉皇室贵族刘安 (前179?-前122) 组织门客集思广益而成的一部散文大著作, 原有内篇21卷、外篇33卷, 唯有内篇流传至今, 共有十几万字。《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之于杂家, 排在《吕氏春秋》之后。在班固看来,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一脉相承, 也是“辑智略士作”, 彰显着二者之间的传承创新关系, 亦即《淮南子》继承拓展了《吕氏春秋》的大气象, 成就了《吕氏春秋》尚未完全实现的审美创造大气魄。它之所以成为汉代文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除了汉初统治者号召、鼓励士子大胆“陈政”“辨史”、言过、论失的政治开明大气候之外, 还取决于如下几个关键要素:

其一, 领军人物是文学大手笔。研究《淮南子》, 必论刘安。汉末高诱注《淮南子》序言开宗明义:“淮南子安, 厉王长子也。”[1]他注《吕氏春秋》的序言, 则先叙述吕不韦生平, 然后才说“不韦乃集儒书, 使著其所闻。”。[2]细辨高诱这两篇序言的语意、语序, 其研判意念很明确:刘安就是《淮南子》的著作者;尽管确证不足, 但他是挂帅者, 当无疑义。而吕不韦只是《吕氏春秋》的挂名者。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 鼓琴, 不喜弋猎狗马驰骋, 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 流誉天下。”[3]司马迁出于忌讳, 没有叙及刘安的文学大作为。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似乎有意弥补这一不足, 他详加叙述曰: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 鼓琴, 不喜弋猎狗马驰骋, 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 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作为《内书》二十一篇, 《外书》甚众, 又有《中篇》八卷, 言神仙黄白之术, 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 以安属为诸父, 辩博善为文辞, 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 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 安入朝, 献所作《内篇》, 新出, 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 旦受诏, 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 谈说得失及方术赋颂, 昏莫然后罢。[4]

《淮南子》成书后, 刘安作为入朝觐见的献礼, 受到原本喜好文学的汉武帝喜爱和珍藏。另据《汉书·艺文志》录载:“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就班固所录西汉赋作品篇数论, 刘安居第二, 几乎是其麾下群臣的两倍。毫无疑问, 刘安是汉赋的重要作家之一。就其写作《离骚传》的情况看, “旦受诏, 日食时上”, 可谓才思敏捷至极。这里的“日食时”, 高诱注曰“日早食已”, 恐非。当是午饭时, 绝不是晚饭时, 因为晚饭时已退朝了, 不存在“上”, 即或是晚饭时, 他的写作时间也很短。显见, 刘安的《离骚传》是一篇一挥而就的不朽之作, 雄辩地佐证了他是与司马相如同时的学养深厚、才华横溢的大作家。这样一个“辩博善为文辞”的文章大手笔领军《淮南子》创作班子, 完全有可能直接参与《淮南子》写作。

高诱为《淮南子》作注, 探讨了《淮南子》的成书过程。当是时, “天下方术之士, 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 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 共讲论道德, 总统仁义, 而著此书。”其中伍被, 《汉书》有传:“伍被, 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后也。被以材能称, 为淮南中郎。是时, 淮南王安好术学, 折节下士, 招致英隽以百数, 被为冠首。”他是宾客中哭谏劝阻刘安不要谋反的贤智者。他应对刘安的询问说辞, 许多见于《淮南子》相关论文。无疑, 伍被也是《淮南子》的重要操手。《淮南子》拥有刘安、伍被之类扛鼎作家, 从而具有超越《吕氏春秋》的审美大气象, 是十分自然的事。

其二, 《淮南子》自以“鸿烈”为审美标示。《淮南子》原称《淮南鸿烈》。用“鸿烈”二字名书, 实际上是其著述班子追求论文审美价值的标示。高诱解释说:“号曰鸿烈。鸿, 大也;烈, 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学者不论《淮南》, 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 莫不援采以验经传。”他准确地领会了“鸿烈”的命意, 更清晰地描述了《淮南子》在文化史、文学史上真实而深广的影响。高诱还很精辟地概括了《淮南子》一书的思想蕴涵:

其旨近《老子》, 淡泊无为, 蹈虚守静, 出入经道。言其大也, 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 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 存亡祸福, 世间诡异瓌奇之事。其义也著, 其文也富。物事之类, 无所不载。然其大较, 归之于道。

意思是说《淮南子》的内容源于道家“无为自然”之说, 把天文、地理等自然现象, 与社会政治、经济、人间百事融合统一, 悉加说明;论说中杂以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的思想, 博奥深宏, 无所不包,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辨体系。视其大论, 覆天载地;考其细说, 无边无垠。但是不离近者、远者两个纲纪。近者, 论及古今治乱、存亡福祸, 以儒家道德仁义学说为纲;远者, 叙说人世间诡异怪奇故事, 以道家虚静无为学说为纲。诚如《淮南子》末篇《要略》所叙说:“夫作为书论者, 所以纪纲道德, 经纬人事。上考之天, 下揆之地, 中通诸理。”显然, 议论散文中的这种审美创造的自觉追求, 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在进入“百川归海”的新时代之后, 理性地对待文化遗产, 用现实主义创新精神指导新文化建设的大襟怀、大气魄。

细赏《淮南子》所叙述的神话故事, 一般经由了作者的再创造, 多掺杂着儒家精神, 如“羿射九日”“夸父逐日”“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等, 集中反映了崇力精神与儒家尚德传统的碰撞, 亦即这些神话中, 儒家尚德的文化追求, 尚群体的宗法原则, 尚农业文明的教化气质, 融汇了尚勇力、尚自由、尚野蛮的非儒家精神, 赋予了远古文化遗产以全新的时代特色。在《原道训》《天文训》《泰族训》诸篇中, 作者用“阴阳和合而万物生”“天地之道, 极则反, 盈则损”等道家理念, 来解释物质世界的形成和发展。《氾论训》篇则说“先王之制, 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 善则著之”“法与时变, 礼与俗化”。这种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 既是大汉推行“文治”的理论基础, 又集中反映了汉初社会已成气候的求实、创新审美思潮。“鸿烈”之谓, 名实相符。

其三, 《淮南子》对诸多审美元素的大兼容。《淮南子》继承《吕氏春秋》所开创的“兼容并蓄”传统, 而又大加创新以呈“大兼容”风采。它不只是审美内容融汇了诸子百家学说、汉初政论大家“以史为鉴”的思想, 源远流长, 蕴涵宏富, 而且在审美表现上, 视域大开, 推陈出新, 气象万千。

考察其篇章的论据体系, 多由历史、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构成, 着意将美学文化史上众多题材的审美元素, 重新进行解读、包装、兼容、整合, 从而构成了其论文形态面目一新的文学特征。如《原道训》开篇说道:“夫道者, 覆天载地, 廓四方, 柝八极, 高不可际, 深不可测。包裹天地, 禀授无形。”接下来的论据, 杂以舜、禹、共工、越王翳、蘧伯玉等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 生动地论述了这些人何以失道而亡、得道而昌的因果演绎。这些被现实化、生活化、理性化了的古人、神人, 审美意蕴大增其富, 令人畅然感怀, 诉诸审美享受, 不再是零星碎片, 而是一种被自觉综合了的多元愉悦感。

就其语言表达的本色与更新而论, 其基本特征是博采众长, 为我所用, 行文大气。清刘熙载《艺概·文概》曾指出:“《淮南子》连类喻义, 本诸《易》与《庄子》, 而奇伟宏富, 又能自用其才, 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 亦足成一家之作。贾长沙 (贾谊) 、太史公 (司马迁) 、《淮南子》三家文, 皆有先秦遗意;若董江都 (董仲舒) 、刘中壘 (刘向) , 乃汉文本色也。”[5]实乃肯綮之见。《淮南子》既吸取了《庄子》汪洋恣肆、挥洒自如之文风, 又借鉴了战国策士说辞纵横捭阖、铺张扬厉之经验, 行文中多铺排形容, 富丽有序, 句式历经修饰而整饬。说其是先秦以来散文语言艺术的大荟萃毫不为过。

二、东汉政论文集持续弘扬大汉气魄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 特以东汉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 与西汉的《淮南子》、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贾谊的《新书》进行比较研究, 精准地概括了东汉这三大家的审美个性, 及其与西汉诸大家的文脉因缘,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代文论家对汉代散文创作时代自觉的认知:

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 皆东京之佼佼者。分按之, 大抵《论衡》奇创, 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 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 略近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 然无害为各自成家。王充《论衡》独抒己见, 思力绝人, 虽时有激而近僻者, 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玄深重其书, 即韩退之性有三品之说, 亦承藉其《本性》篇也。《潜夫论》皆贵德义、抑荣利之旨, 虽论卜论梦亦然。东汉文浸排丽, 是以难企西汉。缪袭称仲长统才章足继董、贾、刘、扬, 今以《昌言》与数子之书并读, 气格果相伯仲耶!

刘熙载认为, 两汉政论文集艺术风格的近似性, 实际是汉代政论散文的主要美学特征、审美创造多样性的有机延续。东汉三大家文集或“奇创”、或“醇厚”、或“俊发”的个性特征, 都能在西汉大家那里, 寻觅到相应的因循轨迹;换句话说, 东汉政论文集持续弘扬了西汉的大气魄, 而又“各自成家”。它们呈现的审美创造个性与实绩, 自汉末受蔡邕珍视褒扬以来, 颇受唐代韩愈、刘知几之类著名文学家、文论家青睐。循着刘熙载的研究路径, 我们不难感知两汉政论文集林立的繁茂风姿, 而其内在“气格”不分上下的竞相彰显, 恰是汉代“文学的自觉”, 是时代觉悟的生动写照。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李贤注引袁山松 (即袁崧, 东晋著名学者, 曾著《后汉书》百卷) 书曰:

充所作《论衡》, 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 恒 (常) 祕 (同秘) 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 又得其书。及还许下, 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 当得异书。”问之, 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抱朴子》曰:“时人嫌蔡邕得异书, 或搜求其帐中隐处, 果得《论衡》, 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我与尔共之, 勿广也。’”[6]

这里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虽然王充的《论衡》长期在“中土未有传者”, 只是在他的故乡偶有发现, 但至汉末, 王充终被人们称为“异人”, 而《论衡》则被看作“异书”。避难江南的大名士蔡邕, 艺海识珠, 视《论衡》为宝典而密藏, 招致好学者入室搜寻。王朗任职会稽太守, 从《论衡》中获益匪浅, 才学、能力大有长进, 受到时人惊叹。显而易见, 王充形象及其《论衡》的美学蕴涵, 在汉末已成为士子们为人著述、学以致用的精神食粮。

据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汪继培《潜夫论笺》新刊标点本可知:《潜夫论》除《叙录》之外的35篇, 多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 也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叙录》所述, 是这35篇作品的写作动机与意旨, 也是阅读理解《潜夫论》的篇章指要。布衣终身的王符, 向往明君执政、尊贤任能、信忠纳谏、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把治理乱世的理想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 故而他的《潜夫论》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他历数了现实生活中经济、政治、边防、社会风俗等方面的黑暗现象, 尖锐地指出祸乱的根源在于统治者昏暗不明, 导致“当途之人, 咸欲专君, 壅蔽贤士, 以擅主权”。[7]这充分体现了东汉庶族名士的政治敏锐性及其积极用世的情怀, 也是《潜夫论》备受后世关注的审美大气概所在。

仲长统死于“献帝逊位之岁”, 时年41。他是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中的后起之秀, 其《昌言》应是为东汉政论文集画句号的作品。刘熙载《艺概·文概》对它的批评, 似乎处于矛盾心理。一方面, 他盛赞“《昌言》俊发, 略近长沙”, 并藉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缪袭之口, 说“仲长统才章足继董、贾、刘、扬”;另一方面, 又以仲长统称赞了崔寔的《政论》为据, 推论《昌言》的意旨不纯粹。他说:“仲长统深取崔寔《政论》, 谓‘凡为人主, 宜写一通, 置之坐侧’。按《政论》所言, 主权不主经, 谓济时拯世不必体尧蹈舜, 此岂为治之常法哉!而统服之若此, 宜其所著之《昌言》旨不皆粹也。”显然, 他以儒家的宗经思想来衡量《昌言》的意旨纯与不纯, 未免迂阔, 落于俗套。面对汉末政局大乱, 法制沦丧, “主经不主权”行得通吗?倒是范晔有些见识, 他的《后汉书》不仅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归于一传, 而且录载了《昌言》中“有益政者”的《理乱篇》《损益篇》《法诫篇》。他在《论曰》中写道:“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 然多谬通方之训, 好申一隅之说。”[8]然而能深究“当世失得”的文章, 没有大胆识、大气魄, 成吗?

三、汉代政论文集大气魄的成因

两汉政论散文大家生活的环境, 时空相隔, 地位悬殊, 政治背景不同, 审美创造个性迥然有异。但是, 他们为文的大气魄, 则是薪火相递、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这在中国文学史上, 确乎具有特异性。这一文学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文学自觉发展的某种内在精神特质。对其成因加以探讨很有必要。

其一, 大汉气魄的人文孵化。“大一统”的汉王朝, 经由汉高祖初创, “文景之治”奠基, 至汉武帝实现了“文治武功”盛世, 建树起东方帝国的雄伟气魄, 我们姑且称之为“大汉气魄”。它诉诸民众以前所未有的自尊、自强、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进而孵化为具有真正意义的民族觉悟、国家观念、责任意识。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民族精神。这种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民族精神, 诉诸社会文化建设, 于西汉, “长治久安”是主题, 落脚点是务实于国家强盛;于东汉, “治乱安邦”是主题, 落脚点是致力于国家复兴。二者之间有一根红线串连, 即汉王朝所形成的深入民心、经久不息的江山“大一统”气魄。这种“大一统”气魄, 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 就是民族文化里“忠”与“奸”的理念的成熟。社会生活中凡维护“大一统”的行为、言论、律令、政策、规范, 就是“治”, 就是“忠”;否则, 就是“乱”, 就是“奸”。这看似简单直接, 实乃深奥雄浑, 影响深远。直至汉末, 魏、蜀、吴三分天下, 三国统治者莫不自诩是“汉臣”、非“汉贼”, 莫不打出“承汉制”恢复“大一统”的政治旗帜。这种是非分明的政治伦理“大我”理念, 当是主导两汉政论文集主题趋同性、审美近似性的人文本质要素。

据《汉书·伍被传》载, 志得意满的刘安, 晚年萌生了谋反的邪念。伍被冒着极大的风险, 援引当年伍子胥谏吴王的故事劝阻他, 刘安不听, 盛怒之下, 竟囚禁伍被的父母三个月。不久, 刘安又召问伍被:“方今汉庭治乎?乱乎?”伍被说:“天下治。”刘安很不高兴地说:“公何以言治也?”伍被回答说:

被窃观朝廷, 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序皆得其理, 上之举错遵古之道, 风俗纪纲未有所缺。重装富贾周流天下, 道无不通, 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 羌僰贡献, 东瓯入朝, 广长榆, 开朔方, 匈奴折伤。虽未及古太平时, 然犹为治。

伍被不是朝臣, 却是刘安门客中的精英人物, 也是汉代士子的佼佼者。用唯物史观的审美眼光看他的这段答辞, 字字千钧。它集中代表了汉代知识阶层洞察现实和历史的睿智, 内含丰富, 确乎其事, 恰当其时, 其审美张力, 极具现实厚度和历史深度, 堪令青史生辉。其一, 它率先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武帝时代大汉帝国“文治武功”的盛况, 大汉气魄的物质形态。其二, 它集中抒写了时人对国泰民安、太平治世的珍爱、自信、自豪之情。其三, 它具体而理性地表述了时人乃至后世人们向往盛世“治”的愿景。其四, 它事理皆备地诠释了汉代以士子精英为主体的志士仁人的政治理想, 继而成为他们笔下政论散文立论发言的出发点和归宿。其五, 它“文质彬彬”, 气势磅礴, 作为大汉气魄的经典写照, 具有超越时空的人文孵化和民族心理穿透力。

伍被的这一名言, 汉武帝视为“汉美”的“雅辞”。当时和后世士子们不只是感性上认同, 而是深层的心领神会, 长存于精神文化的记忆、联想活动里, 自觉与不自觉地以之作为其政论文章的审美凭借。故而, 人们观瞻两汉政论文集的审美蕴涵, 总能感知到大汉气魄特有的精、气、神渗透其中。这恰是大汉气魄人文孵化悠久长存的必然反映。

其二, 大汉气魄的精神内化。大汉气魄所彰显的民族精神作用于两汉志士仁人, 则是具有高度自觉的人格精神内化与升华。在西汉, 名将霍去病用“匈奴未灭, 无以家为也”的壮语注释了它;[9]在东汉, 名士马援用“丈夫为志, 穷当益坚, 老当益壮”豪言解说了它;[10]在汉末, 曹操用“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英雄语阐述了它。而两汉政治思想高度敏锐的士子阶层及其精英队伍, 在感知、体悟、凝铸、践行这种民族精神的过程中, 则内化为高度理性的文学觉悟。他们健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 以空前炽烈的用世激情, 关注着国家大事、政治动向、民生疾苦, 以锐意进取的审美心理和富有创造性的创作行为, 引领了汉代文学事业的理论建设和审美创造实践。表现在政论散文创作上, 则形成了作家团队与个体励志耕耘并进的活跃局面, 整体上培育了政论散文审美创造的大气度。

战国时期南方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群体, 尚是围绕新诗体而生成的自然形态;在秦国, 由吕不韦顺应社会“大一统”思潮, 着意组织的《吕氏春秋》创作团队, 则是文学史上作家群体的自觉形态, 其体制构成、机制运行初步定型。这种作家群体, 经过大汉气魄的重新孵化、滋养、包装, 形成了汉代文学自觉发展中目不暇给的作家团队现象。诸如以辞赋相尚的宫廷作家群、为学术思想而作的诸侯作家群、以史学巨著名世的家族作家群、以诗赋媲美的名士作家群等, 他们为着相同的创作兴趣、写作目的, “共讲论道德, 总统仁义”, 相互切磋, 各用所长, 各显特色, 为汉代文学殿堂, 奉献了琳琅满目的硕果。在政论散文苑域, 除《淮南子》成书于作家群体, 桓宽整理的《盐铁论》、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义》, 实际上也是出自于群体之手。这种有组织、有指向、众志成城的创作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讲, 正是时代的大气魄体现, 是作家队伍建设上的一种难得的精神内化。

大汉气魄所彰显的民族精神, 作用于政论散文作家个体, 则是他们政治品格、为文品质的大提升。前述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大家, 基本上都出身庶族, 布衣终身。然而, “位卑未敢忘忧国” (见陆游诗《病起书怀》) , 是他们共有的政治气质, 促使他们的政论文写作, 摈弃名利, 立足国情, 畅言民意, 不作抽象论道, 也不单纯地就事论事, 而是处处关合着现实生活, 事事联系着人世大道。诚如《淮南子·要略》篇所言:“惧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 故多为之辞, 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 故言道而不言事, 则无以与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 则无以与化游息。”所以, 我们在认识两汉政论文集大气魄的时候, 既要关注它们审美内容的大蕴涵, 激扬文字的大手笔, 也要研究作家文品人品的大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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